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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爱美，并与那些呵护她完美舞台形象的朋友，保持着亲密的个人交情，无论职位。徐晶说，当年央视有位资深灯光师，每次录她的节目时，总能收到她送来的礼物。这位灯光师也为她设计出了独特的灯光布置，一次在四合院拍摄，她出场时，头发一直逆光，就像仙女一样漂亮。
家乡艺考
当没有唱歌给更多人听的时候，她是不漂亮的——小时候，因为长期的营养不良，她身形瘦小，头发发黄。
1977年的9月是美丽的分割线。她曾经耗了接近半天的时间，靠在山东济宁师专的一棵大树下，从早上8点多钟，到11点40分左右。那天身上穿的是花格棉袄，套一件褂子。她自己也觉得土。被艺考老师的轻慢，让人更感到难过。
几天前，她收到了来自山东“五七”艺术学校（后更名为山东艺术学院）的信件，通知当时还未满15岁，正在读高中的她参加艺考。
这是一次曲折的尝试。
在老家山东郓城，县城梆子剧团的存在，既见证了她父母的相遇与婚姻，也给予了她5岁就能登台的天赋与机会，使她很早就体验了“大篷车”式的演出生活。如果1970年代的世界继续“当前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下去，县里的剧团，很有可能为她提供余生的一切。
身为剧团党支部书记的父亲，被视作“当权派”被批斗多年，母亲也一度被赶下舞台。家中还有海外关系，一个舅舅在台湾，这加重了她家遭遇不公待遇的程度。最现实的问题是，三个孩子要养活，而她是老大。这一年，县城剧团已经给了她一份工作，可以做个说琴书，或者唱坠子的演员。
正在郓城驻点的山东省文艺演出团老师杨松山，比她的家人更确信，她的天赋完全可以弥补家庭出身上的不足。杨松山对这个时常跑来客串演出的小姑娘印象深刻，并认为她只应该唱歌——当时，她主要是跳舞，比如边跳边唱《洗衣歌》。她对自己能不能唱歌有些犹豫，杨松山试图打消她的疑虑，想招她到山东省歌舞团，省文化局领导的答复是：年龄太小，不如先推荐去考艺校。
她接到通知时已经迟了。弟弟生着病，父母走不开，父亲塞给她在郓城一中的音乐老师10块钱，请他带着孩子去赶考。又花4块钱买了两条烟，递给县物资局的一个拉煤车司机，好让孩子和老师在去济宁考点的路上，都能有个座。83公里的路，她在发动机铁壳上坐了好几个小时。
住的是济宁的郓城汽车转运站，一个老鼠满地蹿的地方。令人满意的是，开水管够。出门前母亲说，只要每天都能喝上开水，凭她的嗓子，肯定能考上。她很听话，每天喝三壶开水。考试这天早上，她7点起床，吃了一张头天买好的大饼，用开水泡着吃。然后走了2公里的路去考点。然后被艺考老师一再挡在门外，让其他考生先考，一直等到11点40分左右。
艺考老师开始出来吆喝，还有没有没考的学生？她从大树旁走进了教室。大家都已准备收摊，许多人闲坐聊天。有人问，你唱什么歌？她说《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艺考老师告诉谈钢琴的人，给她起个调。又问，起什么调？
她没见过钢琴。在郓城，只有手风琴和脚踏风琴。她也不认识简谱。她不知道起什么调。
艺考老师示意随便起个调。面向钢琴的方向，她唱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