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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危害性更甚。因为前者会动摇整个法律的根基，损害法律法规的权威性，使得人么对法律缺少敬畏，进而阻碍整个社会的法治进程，想要以法律来保障廉政建设也不外如是。邓小平曾称赞新加坡“管得好”，这里的管得好其实有两层含义，一是立法严明。立法严明指的是一种法治精神和工作态度，而不是指苛刻与否，新加坡的一些法律条款被指责过于苛刻，甚至被冠以酷刑的称呼，历来争议较大，这里我保留个人看法，不展开讨论，抛开法律条款中具体的惩罚措施和量刑标准而言，仅就其法律的制订过程以及其内容上的严谨和细致来说，新加坡的立法工作无疑是做的比较好的，起到的保廉的作用也是明显的，例如不但规定财产超过收入所得又不能解释，视为受贿，更进一步阐述了于此相关的各种条件、情况和对应的惩处措施，真正做到了有法可依，而且是具体的、细节上的可依。二是执法严厉。新加坡针对贪污腐败的执法和惩处，已经不仅仅是有罪必惩，甚至为了达到更好的效果而实施轻罪重惩，书中例举了一位因索贿50元未成而被判罚款6000元或以6个星期的刑期替代的案例，同样，对于轻罪重惩我也持保留意见，但有罪必惩则应该属于全世界共同的认识，属于应该要被严格遵守的原则。正是通过立法严明、执法严厉，真正实现了以法保廉的作用
如果就当前中国来说，相对于立法而言，我们更需要解决的是执法的问题。针对廉政建设，我能想到的执法机关有我们党内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各级政府设立的监察局、属于司法系统的检察院和反贪局等，机构不可谓不多、覆盖不可谓不全、成效不可谓不大，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当前我们的廉政建设还任重道远，远远达不到人民群众的要求，一些腐败分子还没有得到惩处，因此我认为我们的反腐工作还有许多需要完善和改进的地方，这里可以学习借鉴新加坡贪污调查局的成功经验。新加坡贪污调查局的职权只听从总理（或总统）调度。一部《防止贪污法》对贪污调查局的职权做出了具体的规定，给予了法律上的保障和依据，当然同时也是对其权力的一种约束和限定。而只听从总理（或总统），使其逃脱出了政府行政体制的束缚，可以完全以独立的姿态去处调查、处置贪污腐败行为，同时配以完善的内部管理机制，并逐渐形成了雷厉风行的工作方式以及无私、迅速、透明的工作作风，是其取得成功的关键。而中国目前的廉政建设工作存在一个争议，就是各级纪委、监察局是受其所在地的党委和政府的直接领导，从人事权、工作经费、各项保障等方面都要受到当地的管理和限制，在这样的环境下，却反过头来要求其要监督本级以及下级党委、政府的廉政建设工作，给人的感觉是那么的苍白无力，缺少说服力。为此，建议将省级及以下地方各级的纪委和监察局从本级的党委、政府中剥离出去，相关领导列席当地党委政府的所有重要会议和决策过程，但既没有表决的权利，也不受本级党委政府的管理，而是采取垂直的、封闭式的管理模式，直接向上级纪委和监察局负责和汇报工作，各项保障也都由上级提供，人员实行内部管理、提拔，合理限制与外部的人员交流，进而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稳定的重在反腐的执法体系和机制。
最后，针对于制度的建立和执行两者之间的关系，有感于我们党政机关存在的一些现象，再谈一下我的观点。
我举一个简单的事例。一个单位为了整顿机关作风，想要严格上下班制度，该怎么做呢？
方式一：出台一套考勤制度，其中会有非常明确的条款内容、细致的惩罚措施，例如不允许上班迟到或早退，否则扣考核分多少分等，因为条款本身肯定是对的，大家也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即便知道哪怕自己都很难做到、执行起来也肯定困难重重——但道理终究还是对的，于是该制度通过了。但该制度实施后，执行的人出于种种原因，可能是客观条件限制，可能违反的人太多了，处理难度大，也可能是怕得罪人或者有人托关系讲人情，结果只好有选择性的执行，重新划定一个标准，对一些严重违规的或有典型意义的进行惩处，而对一些虽然规定不允许但认为属于小过错小问题的就放过去了。那么在这里，严格上下班制度的目标达到了吗？可以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再问这项制度有没有得到执行？我认为显然没有，不但没有得到执行，应该说反而造成了一种不良影响，使人们认为制度制订是一回事，执行是另外一回事，具体执行时是可以打折扣的，以此类推，其他的规章制度也是如此，再往大了说，这个单位的作风整顿的目标显然是难以实现的。即便之后发现问题，痛定思痛，逐步执行的严格起来了，还是会留下后许多遗症，人们会问：为什么以前这样都不处理，现在却要惩处？于是后来被处罚的人他们会觉得不公平。又会有人问：是什么原因使执行变得严格起来了，是具体操作的人呢？还是分管的领导？于是会出现容易将矛盾转嫁到个人的现象。
方式二：同样是制定一套考勤制度，但一开始就充分考虑机关同志的现实情况以及执行的可行性、难易度，并通过各种渠道征求意见，宁可现在将制度制定的宽松一点，突出对一些严重违规行为的惩处，对一些轻微的违规行为则采取教育批评的方式。那么当这套制度颁布后，实际中执行的内容其实和方式一中的是一样的，但给人们的感觉却完全不一样：首先制度制定的时候就充分考虑了现实情况，体现出人性化的一面；其次，虽然同样只处罚严重违规行为，但方式二中体现的是对制度的完全执行，使人们意识到制度的严肃性，方式一中的情况则恰恰相反。当人们已经适应这一制度一段时间后，管理者可以再对该制度进行逐步修改、完善，逐渐提高要求，但每一步走过来都必须做到广泛征求意见、严格执行落实，由于是渐进式的，将使得总体的执行难度也有所降低，最后达到和方式一中一开始就制定出来的制度一样的严要求、高标准。这样制度的权威性就树立起来了，而对上下班情况的整改也真正落实到位了，且没有方式一遗留下的各种后遗症。
所以，我认为，即便最后达到了一样的整治效果，但宽要求、低标准加上严格执行，之后逐步向严要求、高标准和严格执行过渡，所造成的正面影响和整体效应会大大优于严要求、高标准加宽松执行再逐步到严格执行这一方式。当然有人会问，为什么不是一开始就严要求、高标准再配套以严格执行呢？这种一步到位的方式当然是一种最理想的情况，但我们周围的环境和诸多事例已经一再证明，这种理论上最理想的方式，在现实中往往实现不了，而一旦实现不了，最后就会沦落为方式一所描述的情况。因此，目标应该远大，起步可以低点，但必须每一步都要踏实、踏牢，然后一步一个台阶，一步一次提升，直至实现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