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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兼治 表里兼顾
——读《新加坡为什么能》对廉政建设的几点感想
三组9号 吴正兵
（读完《新加坡为什么能》这本书，使我受益良多，但是这篇读后感，却迟迟未能写出，感觉可以写的东西很多，任何一点展开来都有许多可值得深思、探讨和学习的地方，可又惭愧于自己的能力有限，害怕眼高手低，因此写的很是纠结）
我认为，新加坡的以德倡廉、以俸养廉、以规固廉、以法保廉，使人不想、不必、不能、不敢贪，体现的是一种廉政建设中标本兼治、表里兼顾的工作理念。
一、以德倡廉，使人不想贪，从思想上治本
从社会层面来讲。这里作者从思想、道德的角度阐述了新加坡是如何推进廉政建设的，认为其中的关键是对儒家的传统思想进行的一种继承和发扬，一种对“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内涵的全新阐述，并重新确立“君子”定义，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进而成为指导社会发展的一种道德力量和精神标杆。在中国，在当前，这些思想和道德标准应该是同样适用的，虽然我们不一定就将他标榜为儒家思想或儒家精神，但就其实际内容而言无疑是存在诸多共通之处的。我们追求的共产主义理想，非常远大、非常高尚，但现实中，我们却往往忽略了细节、忽略了小节，以至于虽然社会对好坏的评价、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还是非常明确的，但对一些小过错、小瑕疵却可以十分“宽容”，甚至“纵容”，即便人们心中都知道这样或那样是不对的，但却不能坚持原则，甚至还出现了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现象，正是这些问题形成了一种大环境、一种社会风气，这种环境和风气也势必会影响到公务人员，于是走后门、托人情，逢年过节请吃送礼就成为了一种常态。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塑造社会的道德风气，怎么办，就是要从小处着手，从细节做起，一点一点地去改变，不能急功近利，不能妄想靠一次运动、一次活动就可以改变整个社会风气，我们需要的是一种一以贯之、滴水穿石的精神去推动，一段时期只抓某个具体的项目（可以包含几个具体的细节和内容），比如抓交通文明，可以从遵守交通信号、遵照交通标志、行人过马路走斑马线、机动车与行人互相文明礼让等方面做起，再比如抓礼仪文明，可以从规定公务人员着装、文明用语等方面抓起，从晚辈对长辈、学生对老师的称呼和见面问好的方式等细节抓起。其中的关键在于一抓到底、盯牢不松，直至成为一种社会普遍认同并自觉遵守、自觉维护的思维、生活、工作方式，一个一个项目做下去，终究会慢慢改变整个社会的氛围和风气，虽然工作量会很大，时间跨度会很长，但这是治本，必须要去做，必须坚持下去。只有当这种社会风气形成时，我们才能真正实现使人不想贪的目标。
从党的层面来讲。无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他们从建党之初都十分重视廉政建设，也各自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党的廉政建设来讲，我认为，新加坡行动党几点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思考、学习和借鉴。首先，他们有敢做敢秀的一面。从高调的白衣白裤作为其党服开始，他们就把廉政建设既作为一种实实在在地工作去抓，又作为一种形象一种形式去展现、去秀。这种秀虽然包含着巨大的风险，但其展露的是强大的自信。其一，正如习近平说的“打铁还需自身硬”，敢秀的前提就是要自身过硬、要有底气，否则就会成为真正的作秀，沦为笑谈。其二，这种高调的展示，可以取信于民，亲近于民，通过一次次的展示不断塑造自身廉政的形象。其三，可以起到一种党外监督的作用，通过公开、透明的运作方式，为党外监督创造条件，时刻准备接受监督。其四，可以起到党内警醒的作用，使得每一次的活动都成为一次教育，通过鲜明的形式反复进行警示，时刻提醒全体党员要廉洁奉公、克己为人。其次他们也有不敢做不敢秀的一面。相对于新加坡公务人员很高的薪酬待遇，他们的人民行动党却显得那么的低调俭朴，之间的对比和反差是那么的明显和巨大。书中特别地以人民行动党的总部为例，详细描述了从成立、多次搬迁、选址新建等整个过程，最后的结果却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办公楼”。期间他们其实完全有能力，也有过很多次恰当的机会将其总部建成一幢高楼大厦，并带来丰厚的经济收益，他们也曾试图去这么做，但最后还是被否决了，为什么？因为一座高楼大厦的总部大楼带来的除了丰厚的经济收益，还可能是社会民众的疏远和不认同，这与人民行动党根植于新加坡人民的初衷、塑造清明廉洁的政治形象不相符合，这时经济利益必须让位于政治利益。“非不能也乃不为也”，这就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不敢做不敢秀的一面。由此，我认为我们需要去做的就是多一些前面的敢做敢秀，少一些后者的不该做不该秀的行为。
二、以俸养廉，使人不必贪，从物质上治里
公务员的薪资和待遇问题一直是一个比较敏感和受关注的话题，由此也曾几度引发各种热议和关切，站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立场去看待，人们总能得出不一样的结论。新加坡以俸养廉的做法无疑是非常成功的，但这一做法是否就适合我们中国，还值得研究和探讨。但其一些理念和具体的做法应该值得我们学习。
首先，正视这种需求的客观存在。书中提出人是有双重属性的，即社会人和经济人，在某一些特殊时期，可能其中的一个属性会表现的特别明显，甚至完全掩盖了另一种属性，例如在革命时期，人们为了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为了实现远大的政治理想和崇高的历史使命，而不计较个人得失，不顾个人利益，甚至付出自己的所有乃至生命也在所不惜。但本书也提醒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和平时期，虽然我们也面临着民族复兴的重任，但毕竟不再是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生死悬于一线的年代，虽然我们依然提出要实现人生价值、为人民服务，但毕竟无私的付出和牺牲已经不再是实现这些目标所必须的代价。所以我们就要正视人的经济属性，不能仅仅以政治理想、精神理念来要求党员干部作出奉献、无私付出，而是要在他们努力工作的同时，给予相对公平、合理的经济报酬，满足他们的生存、生活、生长所需，精神激励和物质奖励两者都是必须的。
其次，关注这种需求的实现形式。有这种需求，必然就要去实现，书中引述了李显龙的一句话“我并不担心有人为了那400万元而当总理，我害怕的是有人为了获得4亿元的台底交易金”，让人深思。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