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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薪难养廉：给晚清公务员晒晒收支账本
最新或2022（历届）年国考报名正在火热进行，今日不比往年，“工作不好干，公务员不好当了”的声音此起彼伏。前天，江苏省人社厅有关负责人的一句“现在干哪一行不需要加班、不需要出差呢，为什么放在公务员身上，就是苦了呢。”再次触动网民神经，既然又苦又穷，为什么还会出现火爆场面呢?《国家人文历史》最新或2022（历届）年第9期，曾专门刊文探讨了晚清时期的公务员工资与灰色收入，且不说今日之事，单看那时公务员的账本就够长见识了。
晚清官场小说《官场现形记》里描写了一个叫黄二麻子的人，他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多年，“看来看去”——经过比较，最后得出一个结论：“统天底下的买卖，只有做官利钱顶好，所以拿定主意，一定也要做官。” 古代的科举考试和今天火热的“国考”说明，黄二麻子的人生经验和选择是具有代表性的。
公务员的工资今天又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晚清时期，公务员的收入如何，以至于让黄二麻子“一定也要做官”呢?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例子。
一个公务员的收支账本
晚清有一个公务员叫李慈铭，在他的日记(《越缦堂日记》)里，详细记录了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家庭收支情况。
光绪十三年(1887年)五月，李慈铭被授予户部江南司郎中一职。这个职位就相当于现在财政部江南(包括现在的江苏、上海、安徽)司的司长。江南是富庶之地，当然是肥缺，但清朝各司都有两个郎中：满郎中和汉郎中，满郎中是一把手，汉郎中只能是二把手，一个有实权，一个办实事。但从其日记看，李慈铭是一个既无实权，又不怎么办事的主儿，一年中，他基本上不去衙门，只在报到时去了一次，年终考核去了一次，其他时间基本上不管司里的事，可算做庸官，绝对算不上贪官。
历史学者洪振快在《亚财政》一书中，梳理了这位公务员的收支状况：李慈铭一年得到的工资(含养廉银)是135两银子，和大约1200市斤的糙米。这135两银子大约只值一万三千五百元人民币，平均每月只有一千多元。难道他就这点收入吗?当然不是，这只是他真正收入的一个零头。因为他这一年的花费就高达2000两银子，相当于人民币20万元。
李慈铭的工资外收入包括印结银、馈赠、书院束修、礼品四项。清代各省人士到北京办理捐官等事宜，要请同乡京官证明其申请材料(身世、履历等)所说情况属实，为此需要一份盖了印的保结文书——印结，为同乡出具印结的京官，每月都可分一次这种银子，即印结银。馈赠，指清代京官有地方官送的冰敬、炭敬和别敬等。冰敬、炭敬以夏天送冰、冬天送炭为名，但从它赠送的时间看——一般是端午节和春节前后，实际上是过节费。书院束修是他在北海学堂讲学的兼职收入。这几项加起来合计2061.2两银子，这还属于货币化的收入，另外像俸米以及别人送的各种实物礼品不计在内。礼品有茶叶、烟草、火腿、鱼翅、笋干、糕点、水果以及毛笔、书籍等。茶叶有杭州龙井、白菊花、碧螺春等。李慈铭有吸水烟的习惯，馈赠的烟草已经使他不必到市场上去购买。
官员即使做到正部级，官至一品，已经是高官显宦，每年俸禄也不过180两，外加俸米90石。至于中下层官员年俸就更少：六品六十两、七品四十五两、八品四十两、九品三十三两。李慈铭的灰色收入部分是其工资的15倍之多，因此才能整日赴宴、听戏，还要纳妾，日子过得相当滋润。在清朝官场，李慈铭的收入还真不算高。俗话说，官大一级压死人，李慈铭的上司，财政部副部长(户部侍郎)王文韶的正式工资一年虽不到200两，但仅“饭补”一项就秒杀李慈铭，高达两万六千多两。
地方官高薪难养廉
要论官俸，在京城的京官与在外地当官的外官比起来要差一大截。清代为防止地方官贪污，凡在地方做官的都有数量不等的养廉银，如作为一品外官的总督，虽然俸银也只有180两，但养廉银则高达1.5万两，个别甚至高达3万两，高出京官30倍以上。即使是七品知县的年俸也比七品京官高8倍。
外官薪俸如此之高，实际是出于“高薪养廉”的考虑。但“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地方官吏并未因薪俸优厚而有所收敛。所谓的“高薪”相对于官员的胃口距离还差得远，曹雪芹的祖父曹寅薪水加起来一年不过200两，维持三口之家的小康生活没问题，但距离大观园里的生活标准就差得太远了。大家都知道，曹寅的职位那是肥缺。
论工资，京官，尤其是中下层京官的穷是出了名的。人们常称他们为“穷京官”。那这些收入能维持其生活吗?官员需要多少开销呢?按张之洞的说法：“计京官用度，即十分刻苦，日须一金。岁有三百余金，始能勉强自给。” 按这个标准，京官生活得应该很清苦。但张之洞所说的标准是对官员说的，不包括普通百姓。清代的普通老百姓一家一年如果有几十两银子的花费，已经算是小康水平了。这么看，即使官员没有灰色收入，官员也未必就真的苦到哪里去。可以说，京官的“穷”，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的生活方式造成的。官员要租好房子，乘好车马，讲究穿戴，雇用佣人，再加上应酬交际，每月的花销不是个小数字。李慈铭本年度的花费中，作为基本生活不可少的花费并不多，包括一处大宅院的租金在内总共也不过是二三百两银子。张之洞的说法暗含了这样一个事实，京官的实际年收入很少有低于300两的。
小吏也能刮大油
在晚清官场最能“刮油”的当属那些各部的书吏，书吏即办公室的普通文员，是最基层的公务员，但他们却掌握着报销费用的生杀予夺大权，所以那些威风八面的官员，在他们面前，往往也要礼让三分。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击退廓尔喀入侵、平定西藏战乱的福康安从前线凯旋，却遭到户部书吏的勒索。这位凯旋的爵爷从小由乾隆皇帝带在身边长大，是皇帝的红人，怎会遭到书吏的搜刮呢?原来，福康安在回到京城以后，往户部(财政部)递交军费账册，以便报销军费开支，不料却遭遇户部书吏索要“部费”，也就是要赏钱。书吏说，这只是为了“多添书手、日夜迅办”，如此才能速报速结，否则，“仅就本有之人镲三数年不能了事”。书吏还特意提醒福康安，现在你刚刚大捷归来，皇上对你有求必应，一旦这事久拖不决，“上意倦厌，必干诘责”。这句话是在暗示福康安，要办尽早办，如果拖下去对其不利。爵爷被这帮书吏搞得也没了脾气。
同样，晚清重臣曾国藩、李鸿章都曾受到这些书吏的勒索。据《李鸿章全集》记载，书吏索要的回扣是一厘三毫(就是报销一百两给一两三钱)。当时湘军、淮军要报销的军费是3000多万两银子，按一厘三毫算就需要40万两，相当于现下人民币8000万元。通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以回扣8万银子(人民币1600万元)了事。
据晚清学者冯桂芬的估计，在他生活的道光、咸丰时代，全国书吏的灰色收入超过两千万两白银，而整个清朝的财政收入不过四千多万两。
完颜绍元在其《天下衙门》一书中，讲述了《清稗类钞》里的一则故事：雍正年间，内阁里有个小办事员(供事)蓝某，上班做事很巴结。雍正六年(1728年)元宵节晚上，同事们都回家过节去了，只有他一个人留在机关里，对月独酌。正喝得带劲，突然有个冠服华丽者闯了进来，蓝某当他是内廷值班官员，前来巡查的，忙站起迎接，还请他一起喝酒。来人欣然就座，问他当什么官。蓝某说：“不是官，是小小的供事。”来人问了他的姓名后，又问具体做哪些事，有多少同事，都上哪去了。蓝某说，供事做些收发文牍之类，有同事四十余人，现在都回家过节了。来人问：“那你为什么留在这儿?”蓝某说，“朝廷公事繁重，若人人自便，万一事起意外，咎将谁归?”来人又问：“做供事有好处吗?”蓝某道：“将来差满，有希望选一个小官做。”来人问：“小官有乐趣吗?”蓝某笑道：“假如运气好，选做广东河泊所的所官，那就是大乐趣了!”来人不解：“为什么称大乐趣呢?”蓝某道：“那个河泊所近在海边，舟楫来往，多有馈送呀。”来人听罢连连点头，又喝了几杯，才告别而去。
第二天，皇上钦点蓝某为广东河泊所所官的圣旨，被送到内阁。蓝某领旨后喜得打跌，同事们也都羡慕，同时也有疑问，那么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供事姓名，怎么会“上达天听”呢?于是托一位小太监仔细打听：原来，昨天晚上那位去内阁查夜的人，正是当今圣上!
与河泊所官类似，专管商贾、侩屠、杂市类常税征收的小税官、专管茶叶和食盐专卖的小专卖管理官等，这类没有品秩的小公务员都属于“甜官”，与之相对照的驿官就算是“苦官”了。
驿官即掌管地方邮运和官办招待所事务的官员，工作地点偏远不说，还是一个侍候人的苦差使，有“秩莫卑于驿官，事莫纷于邮务”的说法。特别是那些王公贵族、达官显宦们，不仅不把驿官当官，甚至也不把他当人，历史上就曾发生多起住驿官员打死驿丞的事。地位卑微，工作又如此辛苦，那这些官员为啥不辞职，还有人照样愿意干呢?原来，虽是苦缺，也还是有些捞油水的机会的。因为这些居住驿站的官员，地方财政都要为其承担一定的费用，驿官就有文章可做了，刁滑一点的驿丞就会把接待费的账面做得高一些，然后忽悠那些官员签字来赚取报账和实支之间的差额。
明清时期有句俗谚“纱帽底下无穷汉”，看来是不无道理的。
(参考资料：洪振快《亚财政》、完颜绍元《天下衙门》、宗承灏《灰色生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