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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令、改革切向公务员的“蛋糕”，引发反弹
有人说要辞职，有人劝后来者别当公务员
媒体密集报道公务员受到改革冲击
最近包括《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新京报》等在内的官方媒体和主流媒体密集报道、评论了当前公务员面对改革受到的冲击。
“随着中央一道接一道的禁令，张俊发现生活发生了彻底改变，所在单位的一些福利取消了，原本的隐性收入也因为高压政策不敢要了”——这是媒体报道江西一位公务员的现实情况，现在这位公务员正在考虑辞职。
喊出辞职的不只这一位，媒体报道称上海一位在市级机关工作的80后公务员已经辞职，他的理由是“收入7年没涨，职级7年没变……深深感觉到自己是loser”，而引爆他辞职想法的是与同学聚会时受到“在企业工作的同学进步很大”的刺激。
而从各篇报道中引述的话语看，似乎公务员辞职已成潮流：“某某辞职了，某某提前退休了。近段时间以来，这样的消息不时传入耳中。并且，辞职的大多是年轻的，提前退休的大多是各机关的骨干”。
除了表示要辞职，还有公务员提醒后来者：“嘿，各位兄弟姐妹，你们如此挤破头要进来公务员这座围城，真的想好了吗?要知道，如今我们的福利大大减少，听说明年可能还要再减薪，我都在考虑要不要下海了。”
警示“队伍动荡”、“队伍不好带”的声音也响亮起来
从最新或2022（历届）年年底中央公布“八项规定”、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表态、再到持续至今的一道道禁令，都挥刀切向了公务员群体的利益“蛋糕”。而面对公务员利益的损失以及可能要到来的进一步损失，似乎一股“维护”的力量正在显露。
归结起来，“维护”的理由包括以下几点：1、禁令把公务员的福利大幅消减，若进一步降低公务员收入，则此岗位再无吸引力;2、公务员本来收入就不高，比企业人员要差;3、公务员的养老待遇未必优于企业人员，即便优一些也是应该的。(参见《上海观察》、《解放日报》、《人民日报》发表的《公务员：这一年少掉的福利》、《公务员队伍开始动荡了吗?》、《80后公务员辞职自述》、《公务员养老，制度并轨不是平均主义》)
除了为公务员辩解，还有抱怨和警示：“我们痛恨腐败，我们坚决支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但不能因此而把腐败与公务员划等号，更不能妖魔化公务员队伍”;“面对动荡的公务员队伍，如果不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如果放任发展，对每一方面都是不利的，不管是执政党，还是普通百姓”、“养老待遇差了，队伍可不好带，积极性和清廉度都会受影响”。
实际上，一些公务员的诉苦夸大其辞
类似“收入7年没涨”的说辞很难让人相信
如前所述，在上海媒体发表的几篇文章中，公务员诉苦的说辞有“收入7年没涨”、“同学聚会时被在企业工作同学的收入刺激”、“公务员平均工资排名处于中下位次”等。
这些说辞让人生疑，即便是真的，恐怕也是个案，没有代表性。以“收入7年没涨”为例，这个说法实在匪夷所思，因为近7年中国的GDP增长迅猛，各行业的平均收入也在快速上升，在全国都恐怕找不出一个“收入7年没涨”的行业，而公务员的工资水平又比较稳定，公务员中的个体工资水平理应随行就市，怎会“7年没涨”?尤其是上海市公务员的工资，增幅应该不少，这有统计数据为证：
上海公务员平均工资居于领先(数据来源：《上海统计年鉴》)
看了上面这幅图表，就能理解为何2011年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会说“公务员工资增长应控制”。从图表中还可知上海公务员的工资水平不仅远高于非公单位，而且比国有单位的平均水平还要高一截，另外根据统计数据，最新或2022（历届）年上海公务员平均工资达94688元，比外资企业的73598元也高不少。如此看来，同学聚会时上海公务员因为收入水平受刺激应该是特例，而“公务员平均工资排名处于中下位次”显然是脱离统计数据的错觉。
担心公务员“队伍动荡”为时尚早
几位诉苦的公务员提到了“辞职下海”，这本是上世纪90年代前期成为潮流的事情，如今会重演吗?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妨先看下面这幅统计图表：
数据揭示了为何出现“公务员热”(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由图表可知1992年后为何会出现“下海潮”——因为当时体制内收入水平低，而体制外则生机勃勃，有改善收入的机会。但是体制内外这一差别在90年代后期迅速收窄，到2001年实现反转，此后一段时间体制内优势愈发明显。这就可以解释为何这些年出现“公务员热”。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最近两年体制外收入有赶上体制内的趋势，这也难怪一些公务员开始抱怨。如果此消彼长的势头延续、体制外收入再次超越体制内，那么90年代前期的一幕不就有可能重演吗?
答案是未必，因为显性的收入统计已经无法反应全局的大变化。90年代前期与如今的区别在于，当时政府的收入少包袱重，现在则是收入多包袱轻。以国企为例，当时的国企效率低下，不仅无法为政府“造血”，还经常靠财政接济;而经过减员增效、抓大放小、治理改革后，如今的国企可谓成了政府的摇钱树。仅仅是银行业，在最新或2022（历届）年就实现利润1.3万亿，由于目前95%的银行资源还由政府控制，所以这1.3万亿的大部分都归了政府。所以我们看政府抓在手里的资金，不能仅看财政收入，还有诸如银行利润这类巨额的隐性资金能被政府调动。
更何况单看财政收入，最新或2022（历届）年也已达到11.72万亿元，同比增长12.8%，增幅连年超过GDP增幅。
当钱袋子很大的时候，抓着钱袋子的人总容易受益，这不难理解。正如一位诉苦的公务员引用一位官员的话说：“今年八项规定，钱不能用来乱吃喝，但还得花掉。……否则年底到了预算没用完，不好交账。”
所以尽管一时的福利消减动了公务员的奶酪，但他们毕竟还守在钱袋子的旁边，如此有利的位置会被轻易放弃?
即便公务员的“蛋糕”泯然众人矣，也不必担心
待遇低了公务员队伍就不好带，这不符合国际惯例
放眼世界，为公务员定待遇的主流模式无非有两种：一种是美国式，即政务官(选举产生的官员，如市长、总统)低薪、事务官(办事员)参照企业;一种是新加坡模式，即政务官和事务官均参照企业。无论哪种模式，实际上公务员的总体待遇一般都要弱于企业，因为民众掏自己的腰包总是小心翼翼，不会给自己的“雇员”——即公务员多发钱，况且民众认为公务员有诸如“工作稳定”等益处作为补偿。
不过可笑的是，新加坡的政务官参照企业定薪竟然被解读为“高薪养廉”，于是“新加坡公务员待遇高”的说法在中国经久不衰，这种说法全然不顾新加坡普通公务员收入不及企业同级人员的事实。而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新加坡每年大约有6%的公务员炒政府鱿鱼，其辞职率远高于中国公务员——据报道，2006年到2010年，河北省各级行政机关主动辞职的公务员人数为255人，每年仅为50人左右。
让公务员队伍“进进出出”流动起来才正常
正如一位新加坡公务员所言，自己没有像一些同学那样投奔企业、赚取更多收入，是因为自己看重公务员这份工作的稳定，让自己可以放心去做一些想做的事情，比如贷款购物、旅行、读更高的学位等等。这个解释道出了一个常识：人和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就会有不同的选择。怕的是不同想法的人都往一个地方挤，挤进去了还都不愿出来。
所以目前有一些公务员考虑辞职，比起所有人抱着铁饭碗不放，更显正常，不必大惊小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