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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历史是公正的，无耻的卖国者必将遗臭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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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日本李登辉之友会的官网介绍，李亲自撰写了一篇名为《台日新合作的曙光け》的文章，投书日本月刊《Voice》9月号。
在这篇文章中，李登辉表示，二战时期台湾和日本是“同一个国家”，“台湾人”其实是为日本“祖国”而战，所以没有台湾抗日的事实；李登辉还说，他哥哥为“护国”战死在马尼拉，现在被奉祀在靖国神社，这才是历史事实。
为了表示对“日本祖国”的忠心，李登辉说台湾的慰安妇问题已经解决，无须重提。他认为，马英九纪念抗日胜利是为了“刁难”日本、“讨好中国”，因此日本驻台交流协会代表沼田干夫拒绝出席马英九所主持的对日抗战胜利70年纪念会是“理所当然的”。
心理学将一种疾病命名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又称人质情结或人质综合症，是指犯罪行为的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好感、依赖心、甚至主动协助加害人的一种心理疾患。李登辉作为台湾民众的一分子，本应是日本殖民统治的受害者，但他却认贼作父，自称“二十二岁以前一直是日本人”，虽然对外用“李登辉”的中文名字，内心深处却一直固守着“岩里政男”的日本身份，一直视日本为“祖国”，甚至公开说“钓鱼岛是日本的”；将这些与此番李的媚日言论合并观察，可知李是一位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而且病得不轻！
至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起因，心理学认为至少要具备四个条件：
（1）被害者相信生命正受到威胁；
（2）被害者感到无路可逃，只能服从施害者；
（3）施害者会给被害者施以小恩小惠；
（4）被害者的信息来源和思想被控制，或曰被“洗脑”。
以李登辉的个案论：在李出生时（1923年1月），日本殖民统治台湾已二十八年，其间以残暴手段镇压了数十次台湾义民的武力反抗；有资料显示，仅在日本据台的前二十年，就杀害台湾同胞达四十万之多（当时台湾总人口不到五百万），在此基础上做到了前述四个条件中的前两项，即让台湾多数民众普遍感受到生命受威胁和“无路可逃”的困境。从李出生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是年李22岁），李在最重要的成长过程中一直受到两件事的深刻影响，而这两件事恰恰补足了另外两项条件，使李终生成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患者。
一是李的父亲当上了警察，虽然只是小吏，却也让李家多少能尝到些“管治者”的滋味，甚至有了点“做主子”的虚幻感；后来李成了赴日留学生，更让他有了“高等台人”的优越感；总之李家是捞到了日本“小恩小惠”的甜头。第二件事就是在李14岁那年，日本在台推行“皇民化运动”，从那时到1945年，李饱受八年“皇民化”教育，满脑子都是日本人灌输的偏见，其要点有三：一是鄙视中华民族，认为中国人是落后、野蛮、自私、不讲卫生的“清国奴”；李登辉直到晚年仍认为中国应当分裂成七块，并不断散布“中国崩溃论”，其根源即在此。二是仰慕日本和日本文化，李登辉至今仍认为日本的京都是人类文化的极致。三是当台湾的利益与日本的利益冲突时，要自觉意识到自己是“皇民”，要先维护日本“祖国”的利益。所以在钓鱼岛、慰安妇等问题上，李登辉都帮日本发声；在各国纷纷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的今天，李登辉却在忧虑日本“被刁难”；这其实都是因为当年被灌输的第三点偏见在作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