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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制定、修改的法律，也涉及到特赦制度。
1979年刑法提出：“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是过失犯罪和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除外。”
现行《刑事诉讼法》也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下列情形”包括六种，其中第三种是“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
不过，虽然现行法律对特赦作出了规定，但一直未实施过特赦。本次酝酿特赦是还是1978年恢复特赦之后，37年来的第一次。
“特赦”呼声持续16年：有人担心释放“错误信号”
国家根本大法宪法等法律都作出了规定，但是数十年没有实行，这一现象引起了司法界人士的关注。“政事儿”注意到，自1999年国庆50周年开始，2008北京奥运、国庆60周年、刑法2011年大修等节点，不断有人呼吁启动特赦。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刑法室主任刘仁文就在上述节点，都提出了特赦建议。其最早公开发表的“关于在国庆50周年对部分确已悔改的犯罪分子实行特赦的建议”，开篇就提到，“在国家大喜的年份或者重大节日，对部分确已悔改的犯罪分子实行大赦或者特赦，是世界各国的通例”。
2007年，刘仁文再度呼吁，在改革开放30周年和奥运年的2008年，启动特赦，“一些别国经验告诉我们，适当地运用赦免制度，可以对国家的政治气候起到调节作用、凝聚人心，对特殊时期的重刑和某些定罪判刑起缓和作用，有利于弥补法律刚性之不足”。
2007年，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批示：“我完全赞成对赦免制度的研究。赦免是国家的一项政策性重大措施，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我国现行宪法第67条和80条对特赦做了规定，但是自从1975年最后一次特赦全部战争罪犯以来的三十多年，我国没有再实行过特赦……当前，全党全国人民正投身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充分发挥特赦制度的作用，对于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增进人民内部的团结，必会产生良好的巨大的影响。”
2009年国庆60周年时，呼吁特赦的声音又一次达到高峰。
当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铭暄等知名刑法学者都提出，借国庆60周年之际启动特赦。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葛剑雄还在2009年的全国两会上，提交提案，建议特赦轻微犯罪人与过失犯罪人。
当时，也有不少司法界人士不赞同。广州市律师协会副会长王波就公开表示，当下实行特赦，就好比“还不会走路，就学刘翔跨栏”。还有人认为特赦会引起社会动荡，给犯罪分子释放“错误的信号”。
当年，高铭暄曾公开回应上述质疑：“(特赦)这是宪法规定的一种制度，确定以后，在某种场合、某种条件下总是要实施的。我们国家有减刑，也有假释，那这是不是也给罪犯一种'信号'啊?”“让宪法有些制度不至于空悬在那里，这也是人大常委会的职权之一”。
2011年1月，被媒体称做“最后一个流氓”的牛玉强的律师，向有关部门提出对其特赦的建议，理由之一就是“流氓罪”已经取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