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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这些主流人群因各自的原因流落江湖时，则原来的血缘关系、亲缘关系，和职缘关系皆不复存在，不得不独自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生存成为他们的第一要务。作为个体，其力量弱小，生存能力单薄，他们便“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江湖中人彼此以某种方式结成团体或组织，形成一个小共同体。最为明显的是拟血缘化，义结金兰，拟传统家庭结构形成类血缘关系，纵向的师徒关系对应父子，横向的同门关系对应兄弟姐妹关系。将人与人之间原本陌生对立的关系演变成亲近熟悉的、如同父子兄弟或朋友般的关系，从中感受到“家”的安全和温暖，形成群体力量，最大限度地保护他们自身的生存。在这个小共同体里，大家对内讲情义，讲同门之谊，讲利害与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对外不讲是非，不讲对错，讨好或是欺侮主流社会人群，谋取赖以生存的资源。
刚开始时，这些团体或组织并没有什么政治诉求和明显的政治色彩，完全是为了互助，但是，政治权力不容许体制外群体性、组织性力量的存在，它希望体制外是原子化的存在，像一盘散沙，不对政治权力形成任何威胁。所以，政治权必然要打击江湖组织，江湖组织不能够公正生存，就在地下发展组织，形成秘密会社，如帮会就是这样来的。
而一般的江湖组织则是政治权力允许其公开存在的，这类组织往往比较松散，是因为地缘、业缘等因素而临时结成，对政治权力没有形成威胁，这样的江湖组织谈不上严格的组织，只能说是圈子。不过即便是一个松散的圈子，圈子也有帮会、黑社会的某些特性，比如，帮会、黑社会只讲小团体利益，讲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圈子也如此；帮会、黑社会称兄道弟，树大哥，圈子里也是如此；帮会黑社会有“帮规”、“家法”，圈子也有自己的“圈规”；帮会、黑社会讲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圈子也是如此。总之，圈子是非常江湖化的文化形态，一个圈子文化浸淫的社会，就是由一个又一个的圈子构成的。
儒家文化无疑也十分有利于圈子的形成。儒家文化的基础是家族伦理和宗法制度，家族和宗法本质上就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圈子，这个圈子构成的社会结构，这就是费孝通最早发现的“差序格局”——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结成网络，这就像把一块石头扔到湖水里，以这个石头（个人）为中心点，在四周形成一圈一圈的波纹，波纹的远近可以标示社会关系的亲疏。费孝通认为，在西洋社会里，人们争的是权利，在我们这里，却是攀关系、讲交情。这是受不同的社会结构影响的结果，西方社会重个体，中国人重集体，圈子即是集体的一种形式，人们在这样的集体里找到认同感和归属感。
贪腐与“圈子”的关系
当江湖组织与儒家的“差序格局”形成交集，经江湖文化与儒家文化杂交出来的“四不像”，就是社会上最常见的圈子，既有宗法式的家长结构，又加入了“你为我效犬马之劳，我为你两肋插刀”的哥们义气；既讲亲疏关系，称兄道弟，也讲有福同享，有奶就是娘；重亲谊裙带，讲关系、走后门而不重才能。它有宗法的正，也有江湖的邪，它有宗法的糟粕，也有江湖的糟粕。无论如何，这样的圈子有很强的排他性和自我保护性，对内百般包庇，对圈子外的人则多方刁难、排斥打击、落井下石。如果圈中某人混出名堂，圈子中人也跟着鸡犬升天，从中受益。结“圈”之人心态各异，但无非是为了从“圈里”获得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