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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省纪委监察厅对外公布今年前5个月南平、三明、福州三设区市查处党员干部违法违纪情况，其中17名“处座”因涉嫌违法违纪被查处。
通报称，今年1至5月，福州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新立违纪违法案件335件，其中县处级干部7件，同比上升250%;乡科级干部28件，与去年同期持平;贪污贿赂案件75件，经济大案55件;移送司法机关25人。通过办案，为国家和集体挽回经济损失1223.4万元。福建17名处级干部被查：
今年1至5月，三明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新立案件222件，其中县处级干部案件4件，乡科级干部案件41件，移送司法机关43人。
今年以来，福建省尤溪县纪委监察局也加大案件查办力度，1至5月，该县新立违纪违法案件30件，给予党政纪处分30人，其中乡科级干部2件，贪污贿赂案件10件，经济大案9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7人。通过查案，为国家和集体直接挽回经济损失17.28万元。
此外，今年1至5月，南平市纪检监察机关共受理信访举报738件(次);立案275件，其中处级干部案件6件，同比增长200%，乡科级案件37件，同比增长85%，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22人，移送司法机关32人。
反腐工作为何总是拔起萝卜带出泥？
随着十八大后反腐力度的持续加强，窝案串案高发已经成为腐败犯罪的一大特征，往往一人被查，“拔起萝卜带出泥”，牵扯出一批腐败分子，这里面既有官员，也有商贾，以及官员交往的各色人等，是围绕贪官为核心的弄权、搞钱、玩乐的圈子。
回避制度，治标不治本
腐败的圈子化与官员任职方式有关。官员在某地、某个系统任职过久，就会形成自己的小圈子，圈子里的人利用圈子内的特殊关系，互相交易庇护，很容易产生圈子化腐败，一查则是窝案。
古人很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汉代就实行了异地任职的“回避制度”，在宋代，这一制度被细化为籍贯回避、亲属回避、职务回避以及科举回避，其中籍贯回避最为普遍，而明清时期的官员避籍更加严格。
中共中央其实也意识到了当前腐败成圈子化的问题。十八大后，全国目前已有14个省份调整组织部长人选，组织部长具有选人用人之便，在大力反腐的背景下，组织部长异地调任，正是为了剑指腐败圈子。
然而，从历史来看，虽然回避制度对防范地方官员圈子化腐败起到一定的作用，却无法治根治本。由于圈子文化的存在，即便官员在一地任职的时间很短，也能迅速“举贤不避亲”，称兄道弟，官官相护，权钱交易，结成利益联盟，形成自己的利益小圈子，视国家法律、社会道德于敝屣，使自己在当地游刃有余。而政府又不可能让官员走马灯似地换来换去，因为这样不便于官员安下心来为当地百姓做事，形成圈子几乎是难以避免。而祛除圈子文化，理当是反腐败的重要一环。
“圈子”与“江湖”
而中国圈子文化的形成，我认为与江湖社会有极大的联系，所谓“江湖险恶”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当被主流社会抛离出来，进入江湖从林，其中的每一个人为了生存都有可能不择手段，因为他人即地狱，自己不仅可能遭到政治权力的打压，还可能遭到江湖人士的排挤，随时都有生命、生存之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