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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电网公司董事长刘振亚、中国通用技术集团董事长贺同新、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董事长奚国华，均在今年不同时候对媒体表示各自的工资已经下降。其中刘振亚表示，没有限薪时，其年薪超过100万，现在其是公司降得最多的。贺同新称，和最新或2022（历届）年的税前收入相比，他的薪水大约下降了45%～50%。
某中字头能源行业央企党组成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按照现在的制度设计，他今年的税后年薪在35万左右，比往年下降了约三分之二。
当记者问及降薪是否会影响他的工作动力和热情时，该人士明确予以否定，但他同时表示，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以及企业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和角度看，降薪可以有指导性政策，但最好不要“一刀切”。他认为，“毕竟我们是企业的高管人员，不是国家公务人员，应该因企而宜、因人而宜，若‘一刀切’，有‘懒政’的嫌疑。”
曾先后担任中海油和中石化两家央企董事长的傅成玉，曾这样解释他对于央企高管限薪的理解，“我觉得意义不在赚钱，你把一个大公司发展好了，在国际上有竞争能力了，像我们这些人，我的国际同行就尊重我，我走到世界哪儿我受尊重，我觉得这是中国人很难得的东西，比工资重要，比收入重要。”
上述能源行业央企党组成员表示，“在央企任职的高管，已不是单单为了钱在工作，愿意走出体制的，不降薪也会走出去，不愿意走出体制的，降薪也不会走出去。”
徐平表示，“央企高管有钱有权，有里有面，其职业晋升通道和社会地位等非物质激励强度大，即使薪酬下降、职务消费削减，其整体激励水平仍然很高。”
“制度设计只是一方面，如何落地，关键在执行。” 上述能源行业央企党组成员也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了他的关切，“如何考核、考核什么、怎样考核，这些是高管降薪真正的破题关键。”
部分离职高管来自市场竞争较充分的行业
国资委人事局一位不愿具名人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在央企总部高管这个层面，想延迟退休的不少，主动辞职的少之又少。”
记者查阅了最新或2022（历届）年以来，国资委官方公开的28条央企领导职务变动信息里，涉及14名国资委管理的干部被免去现有职务，其中5人为退休，1人为外部董事，7人为系统内调动，1人未显示去向。
实际上，最新或2022（历届）年至今，国资委企干一局和企干二局发布的人事任免情况显示，绝大多数央企领导的免职原因为到龄退休、央企间工作调动和赴地方政府任职，真正彻底脱离“体制”的屈指可数，有限的例子也基本发生在市场竞争较充分的行业。
大唐电信集团原总会计师高永岗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做央企高管是一件光荣而艰巨的工作，要求很高，压力巨大，虽然经济收入不高，但是很充实、很光荣，无怨无悔。”作为2004年国资委面向全球招聘的央企高管，高永岗在40岁进入大唐担任总会计师，将职业生涯最黄金的10年留在了央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