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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除去这些“非正常死亡”，还有一类更受公众的关注——“自杀”。
早已有细心的媒体做过统计。据不完全统计，2003年—最新或2022（历届）年被各级官方认定为自杀的官员为68人，最新或2022（历届）年—最新或2022（历届）年，两年间官员的自杀人数多达77人。也就是说，过去两年间的官员自杀人数较之过去十年还多。
说到这儿，难免会有一些人联想到“为官不易”与“反腐肃贪”。
回溯过往，对于每一个自杀事件，官方从未披露过信息介绍该自杀官员是否与反腐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只说是由于身体疾病或心理问题所致。但正是这一单薄的说明却给坊间的“官谣”留下了大片的开阔地带。大量的有罪推定，狡黠隐喻的“你懂的”，一些传起来神乎其神的原因喧嚣至上，一传十、十传百，让人听的一愣一愣的，结果是混乱了社会舆论，侵蚀政府的公信力。
其实，官员的“非正常死亡”之所以会在坊间“阴谋论”、“畏罪自杀论”，就是因为官方的信息供给跟民众的信息需求之间存在较大的缺口，官方给的少，自然谣言就会泛滥。
因此，从这个角度说，要想让公众对事件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要坊间少一点儿不靠谱的传闻，也并非一件难事：信息发布要直面民间关切，对突发公共事件也要及时主动公布善后进展，澄清事实。
再回到统计党员干部“非正常死亡”的话题，这次的摸底必要且必须。一方面，党员干部的过度劳累、部分党员干部工作节奏快、心理压力大，需要心理疏导，需要情感与压力释放的途径，需要建立干部的心理咨询和关爱机制都更值得思考与关注。另一方面，一些官员的非正常死亡，是否牵涉到违纪案件，是否为畏罪逃避，“丢车保帅”之计，都应该调查清楚，还原真相，回应公众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