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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共北方特科也想利用冯玉祥在西北军的旧关系发展华北武装。双方不谋而合，随着冯玉祥向中共承认1927年背离中共的错误，双方很快达成默契展开合作。在中共的帮助下，冯玉祥以日军侵占察哈尔致华北危机为契机，利用以前老部下的关系在张家口“四处联络抗日力量，争取各界支持。”很快，冯玉祥聚集了众多旧部和杂牌军，成立了抗日同盟军，据冯玉祥自述，抗日同盟军总数有12万人。尽管这支部队成员复杂，番号建制均不划一，装备亦相差悬殊，但冯终于又有了一直自己掌控的武装力量。（吴成方《抗日同盟军的酝酿和成立》）
抗日同盟军建立期间，中共北方特科做了不少工作，且政策得法。比如尽管当时中共认为同盟军的直接作战目标首先是“严重打击蒋和张的军队”，“‘抗日’前途只是一句漂亮话”，但他们在在实际工作中还是很讲究手法的，比如当时中共方面的负责人吴成方回忆说：“我们起初与冯玉祥商定的不提打倒南京政府和其它军阀，而只提打倒日木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这样，一些地方杂牌军人甚至军阀，看没提他们，就不会与我们为敌，我们甚至可以逐步争取他们来抗日。抗日同盟军在成立时，对外界公布机构，几乎都是冯玉祥的旧班底。局外人根本看不出红色。这样做可以先麻痹日本和蒋介石，使他们不摸我们的底细。如果照这样先搞下去，壮大了抗日队伍，也壮大了我们领导的武装力量，是能够做出更大的成绩来的。”由此可见，这种注意利用冯玉祥这面旗子，“不公开共产党的旗帜，不提关于南京政府如何反动，地方军阀如何不好的话”的工作策略还是很成功的。冯玉祥很赞同这种策略，称之为“里红外不红”的“西瓜政策”。这种方式既避免给蒋介石以口实攻击同盟军“赤化”，又使本来对中共心存戒心的冯玉祥开始信任中共人员，认为“共产党的朋友是要交些个的，不怕什么危险的”。（李朝阳《冯玉祥与近代中国政治》）
正是在双方的努力下，抗日同盟军成立以后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一举收复了康保、宝昌、沽源三县，并且经过五昼夜血战，于7月12日收复了塞外名城——多伦。这一仗是日军入关后吃的第一个败仗。
抗日同盟军但临时中央认为冯是亲日军阀，“始终是我们的阶级敌人”
然而，就在抗日同盟军迅猛发展的时候，中共对冯玉祥的态度却出现了逆转。当时的中共临时中央错误地认为冯是北方的亲日军阀，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经过他“伸手到中国北部与进攻蒙古人民共和国”，而冯自己也想勾引日本进攻察、绥，以便在日本支持下建立“变相的第二满洲国”。临时中央认为，“冯玉祥始终是我们的阶级敌人”，“冯与其他高级军官是在玩他们的把戏，他们可以每天改变他们的颜色”。临时中央甚至把南京国民政府对冯玉祥的绞杀，看成是蒋、冯之间争夺卖国权力的“互相火并”。正是在这种判断之下，1933年6月到8月间，临时中央一再发出指示：“我们对冯等不应有丝毫幻想，我们利用他的态度只能是和他建立一种非正式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建立的惟一目的，只是为着暂时便利我们在军队中的工作，为了争取土兵群众，为了增加下级军官的动摇，为了观察在冯周围的几个部队的倾向，我们必须从冯和其他军阀那里夺取领导权，而在我们的旗帜之下领导反对一切反革命队伍的战争。”
正是在临时中央的指示之下，河北省委派柯庆施到达张家口，之后中共在抗日同盟军中的政策便越发激进，据吴成方回忆说：“柯庆施陆续通过河北地方党组织调到张家口很多干部，其中有做工运、青年团，学校、抗日御侮救亡会等群众工作的，也有搞军队工作的，大多数是青年学生。柯庆施初步熟悉了张家口的斗争情况以后，便采取了同我们原来那一套截然不同的做法，开始打倒一切。他和一些持相同意见的人认为冯玉祥、吉鸿昌、佟麟阁等都不是真心抗日，甚至也把他们视为最危险的敌人，疏远了抗日同盟军中的非党军事干部，对于外围关系如晋军和东北军也不予理睬了；在党内，则对原来与冯玉祥一起工作的或属于我们派去的干部采取排斥态度，或调离工作或撤销职务，甚至开除党箱。在工人、学生、士兵中发动了罢工、罢课、罢操的运动，公开反对冯玉祥。……冯玉祥正在踌躇满志地组军抗日，以待东山再起，忽然朋友们换了态度，把他当做了敌人，他当然不会同意更不会理解这种做法的。”（吴成方《抗日同盟军的酝酿和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