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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上述进展对许多外逃贪官而言，尚不构成决定性威慑。许多外逃贪官唯恐被遣返受司法制裁，早已采用各种手法为自己和家属谋求所在国“合法”身份并借此转移非法所得，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非法所得会被他们“洗白”。这也让“追查取得当地合法身份贪官”成为中国海外反贪最棘手的障碍和难点。
就在一周前，澳大利亚政府宣布采取包括加快审批速度、扩大投资领域范围等措施，提高引进经济类移民效率。这引发外界的担心，唯恐这一吸引富裕移民的措施，成为中国贪官入境的方便之门。而此次双边合作意向的达成，无疑是中国海外反贪，和相关国家摆脱“贪官乐园”恶名的突破性进展。
按照AFP方面的说法，此次澳方根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依据和中方合作，就绕开了没有双边引渡协定的司法障碍，并对那些自恃“身份合法”的外逃贪官构成决定性的威慑。
更有意义的是，此次中国和澳大利亚在外流非法所得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希尔指出，这些钱“从来都不应属于他们（外逃贪官），而是从中国窃取的不义之财”。这种共识是澳方承诺联合查没非法资产的前提，而众所周知，中国和加拿大等国在遣返外逃贪官问题上的重大分歧之一，就是迟迟无法就如何分配外逃贪官转移到当地资产达成共识，此次在澳大利亚所获的突破，无疑具有一定的示范效应。
此次中澳合作追赃，是揭开“贪官海外乐园”保护层的第一步，接下来，贪官引渡问题将是双方合作重点，据悉，澳大利亚已同意帮助中国引渡外逃澳大利亚的贪污官员，有多少在澳贪官能被引渡回国，无疑更值得期待。
法治60年：一大批外逃贪官被引渡回国接受正义审判
追逃、追赃、反恐怖、反洗钱……人民检察机关成立60年来，开展对外合作交流，加强司法协作，已经与81个国家签署96个合作协议和备忘录，余振东、陈满雄、陈秋园等一大批外逃贪官被引渡回国，接受正义的审判。
高检院国际合作局负责人介绍，建国初期，检察机关对外交流对象主要是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司法机关，在20世纪五十年代中期，高检院曾派员随同中国司法代表团访问过苏联。1964年，高检院检察长张鼎丞率团访问越南。
检察机关恢复重建之后，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和变化，高检院开展了一系列外事交流和司法协助活动。20世纪80年代，我国检察外事交流更加频繁。这些活动为了解国外检察制度的历史和现状，吸收和借鉴外国检察制度的有益经验，开展检察理论研究，深化检察改革，开拓各项检察业务，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检察制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高检院还经常派高级代表团出席各类国际会议，多次成功举办重要国际会议。1995年10月，在京举办第七届国际反贪污大会;1999年9月，在京举办国际检察官联合会……
值得一提的是，高检院创立了四项区域检察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检察院合作机制、中国与东盟成员国检察院合作机制、亚欧会议成员国检察院对话合作机制和国际反贪局联合会。
2002年10月，高检院在上海发起举办了首次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总检察长会议，确立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检察院合作机制，这一机制成为各成员国之间开展人员培训、信息交流和案件协查机制的高效平台。2004年7月，高检院在云南昆明发起召开了中国与东盟成员国总检察长会议，与东南亚联盟十国建立起了总检察长定期会晤、检察官相互交流访问、开展快速便捷司法协助等合作交流机制。2005年12月，经高检院发起并与多国共同倡议，在深圳召开了亚欧会议总检察长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