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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波在其专栏里写道，任志强正反映出“当代社会精英在话语表达能力上的困境”，“从来没有接受过代议文明的教育，我们的公众人物一直没有学会用一种理性温和、具有建设性的话语来与大众沟通”。。。。。
大约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任志强在军队已经待了十来年，他在部队中提了干、立了军功向父母报喜时，父母却告诉他：“我们在你这个年龄时早已有更值得夸耀的成绩了”。“这或许对任志强是个比较大的转折点，他父亲是副部级干部，他的目标比较高”，齐跃说。
对于一个具有野心、个性强烈的人来说，在和平年代从军并非是最好的选择。
经商上父亲没给他什么帮助
“任志强后来当了华远负责人，我们都不感到奇怪，因为任志强个性只适合当一把手，当二把手会干不好，这是他的个性决定的。”他的初中同学、一起到延安郭庄插队的知青赵晓航说，“任志强是个倔头，一条道走到黑的。”
1980年，任志强转业，并开始创业，到一朋友开的公司任副总经理，主要经营百货、餐饮等业务。齐跃在1980年第一次见到任志强，当时齐跃去应聘兼职做财务，任志强是负责人。“当时是冬天，任志强像个土匪头子，在一个小房间里，穿一身绿色的军棉袄，理的非常短的小平头，典型的北京干部子弟的发型。见面时，他很严肃，坐在那里用眼睛瞪着你，基本无笑容。”
《地产狂人任志强》一书中曾记载有任志强如下一段话：“其实早期能够下海经商的大部分人还真是干部子弟，他们能够从父母那里得知中央的最新政策，也能够体会到国家开放的决心书，否则他们不会做无谓的牺牲。”
任志强转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做百货，在北京地安门附近的一条马路边租了一间房，批发兼零售。后来，房东收回房子。1982年，任志强开始做餐饮，员工卖油条，他收钱。再后来，他又从山东贩卖苹果到北京。
据一位熟悉任志强的人士介绍，“任志强的命运并不算好，那个年代，很多高干子弟都没吃过什么苦，他吃的苦比别的高干子弟都多，他不太靠父母。相比很早就下海的那一拨干部子弟，他已经差了一大截，别人已经在倒腾服装，或者倒腾国家指标了，而他才开始做小买卖。在某种程度上，相对那些高干子弟的同辈人，他有一点自卑。”
我曾问过任志强：干部子弟身份有没有给你带来一些便利之处？他一听就急了，瞪着眼喝斥：“这都是瞎扯！当我进入社会的时候，我的父母早就退休了，既无权又无职了，和干部子弟有什么关系？你们都以为干部子弟都能走后门，胡说八道！你们把社会想得太可怕了！”而且，任志强强调：我父亲和西城区有什么关系呢？商业部和西城区隔着七八级呢，这都是瞎扯。
赵晓航曾任监察部驻海关总署监察局副局长、海口海关关长，亲手查处过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厦门、湛江等多起走私大案，他说：“哪个贪官污吏如果不干净的话，哪个商人如果第一桶金不干净、偷税漏税的话，他敢这么张狂吗？现在是既仇富，也仇官。在这种情况下，任志强竟然常年坚持‘任大炮’，你说他没有一点自信，他没有一点坦诚，他没有一点纯正，他敢吗？”
齐跃说：“经商这件事，据我了解，他父亲没给他什么帮助。因为当时他们父子俩的位置差距太大。唯一能帮上忙的，就是一些人际关系。比如他父亲的同事、同事的小孩，比他下海早，任志强认识他们，偶尔能帮上一点忙。”
1984年，任志强到华远集团做部门负责人，他想到将齐跃招过来，齐跃当时的工作在一国营单位，单位开始不同意，最后要求齐跃出三千元培养费，“当时三千元是什么概念？普通人一个月的工资才二三十元。”齐跃将实情告诉了任志强，任志强说：“三千元我给你出！”就冲这句话，齐跃来到了华远担任会计，后来做到了华远副总裁，直到2001年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