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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认为，理想的统治者若“仁民爱物”，便体现出了“道”。然而，如果有一天统治者要背叛了“道”该怎么办呢？孔子面对这样伦理的困境时，选择了逃避。而孟子却主张：尊重民众的权利，君主违背了“道”就该把他推翻，于是便有了“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者也”，“汤武革命，顺乎天，应乎人”等说法。
由于对“王”和“道”的关系处理不同，儒家的《论语》《孟子》在日本受到不一样的对待。据黄俊杰教授介绍，《论语》很受欢迎，伊藤仁斋推尊《论语》为“最上至极宇宙第一书”，可《孟子》却遭到批判，日本一些儒学者，甚至要把孟子从儒家中踢出去。只因他总是“煽动诸侯革命”，跟日本天皇万世一系的政治文化相悖。十八世纪时的学者荻生徂徕又重新加以阐发，提出一个孔子之“道”是“先王之道”的观点，认为“道”是尧、舜、禹、汤、文、武等君主创立的，否定它是民间自然生活形成，掐灭了有可能危害天皇统治的潜在火种，这实际上离“道”的本意已经越走越远了。
日本学者认为，“中国”不应是地理上的中国，而应该是文化上的“中国”
既然同样沐浴儒家思想的教化，日本人眼中的孔孟之学为何与我们所理解的孔孟大相径庭呢？
黄俊杰教授认为，这还要从“中国”这个文化概念的形成谈起。春秋以后，华夏文化慢慢形成了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观念。在儒家经典里，经常贬斥中国四边的文明水平很低，充满了文化唯我论和文化中心主义的思想。这种观念一旦传到朝鲜和日本，自然会和当地文化发生冲突。
到了十八世纪，日本“国家主体性”兴起，很多日本学者认为，“中道”、“春秋大义”等文化观念在中国都已不再存在，日本得孔子的“中道”，实现孔子“春秋之旨”。所以“中国”不应是地理上的中国，而应该是文化上的“中国”，它就在日本。儒家经典中很多带有中国中心论色彩的观点也都被颠覆。比如，针对著名的“华夷之辨”，十九世纪一位阳明学学者佐藤一斋就提出，从人的观点来看，有中心，有夷狄，从天的立场看，则没有中国，没有夷狄。谁真正得到孔子之道，谁就是中心。
黄俊杰教授分析说，儒家经典包括两个面向，一是政治认同，二是文化认同，两千多年以来，在中国本土二者是合一的。所以，在明清之际著名学者顾炎武看来，改朝换代只是亡国，如果异族入主中原，就是亡天下。正因如此，明朝灭亡后，浙江余姚的儒生朱舜水，才会想到去“乞师日本”，在他的心里，大明灭亡是信奉儒家文化的国家出问题了，要找日本这样的文明同类来帮助兴复明朝。
然而，对于信奉儒家思想的日本人而言，政治上自认为是日本人，文化上却以孔孟为精神上的信仰，当《诗经》、《尚书》等经典中，出现类似“中国”“夷狄”的词汇时，日本人就会主动“去脉络化”，将它们从中国文化的背景里抽出来，作为抽象的理念而不是具体的实体来理解。
儒学已经成为东亚文明的公分母
黄俊杰教授表示，在多元文化并立，中国迈向和平崛起的时代，中心和边缘日渐模糊，我们应该以更开阔的心胸，进行《儒藏》编纂工作，宏观儒学在中、日、韩、越的发展，不再预设中国是“中国”而其他国家是“夷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