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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不难理解国内不少学者和媒体人对香港大学的研究报告吃惊不已。
这份题为《中国自杀率报告：2002~2011》的论文称，1995年至1999年，15岁至34岁的中国女性公民之中，每10万人里年均约有35.2名农村女性自杀。而2011年，这一数字减少为每10万人之中只有3例，降幅超过了90%。该报告发表于德国《社会精神病学与精神流行病学》杂志。
其实，这个看似“夸张”的结论并不孤立。根据景军团队的统计，1998年之后，农村女性自杀率明显高于农村男性的现象得到扭转，至2010年，农村女性的自杀率已经较1987年下降了78%。
香港大学另一个最新或2022（历届）年发表的有关自杀的研究项目，对山东省近20年间的自杀情况进行了分析，发现35岁以下农村女性自杀率下降了95%，全部农村女性的自杀率也下降了68%。
同年，整个国家的自杀率也在下降，《经济学人》援引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称，最新或2022（历届）年中国每10万人自杀6.9例。
叶兆辉将之称为“诡异的现象”。他向记者特别强调，出现这一变化的前提是，中国未曾为降低自杀率而推进心理健康服务，也并未动用官方手段对避免自杀进行大规模宣传干预。“这种下降不是建立在精神卫生科学的医生、设施等增加的基础上的。”景军也强调说。
这让从事自杀干预研究几十年的叶兆辉有些困惑：依照法国社会学家艾弥尔·涂尔干的流行理论，城市化、现代化和社会经济发展将导致社会成员相互疏远和更高的自杀率。
一些数据也表明这个理论在更富有的发达国家成立。比如，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2008年至最新或2022（历届）年，全球平均自杀率从每10万人11.6例增长到了14例。而中国恰恰相反，并且中国周边的富裕国家明显存在更高的自杀率。
农村女性的“贡献”
中国自杀率的下降，最主要的贡献来自农村年轻妇女自杀率的降低。报告称，农村自杀率的下降影响到全国自杀率的下降；同时，农村自杀率的下降受到农村女性自杀率下降的左右。
“这也是中国城市化发展带来的益处。”叶兆辉表示，“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农村妇女自杀的可能。”
针对农村女性自杀率下降的原因，该报告着重分析了改变中国社会结构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即我国境内大批农民离开乡土到城市打工，包括女性的广泛参与。
1987年，中国农村外出务工者共1050万人，而到了2008年，农村外出劳动力达1.4亿。据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结果显示，女性在2006年的农村外出打工者中已经占到36%，其中年轻女性占绝大多数。
叶兆辉指出，人口迁移帮助农村女性远离了农村最简单的自杀方式：喝农药。据称，“中国农村75%的农药是一直存放在家里，不是特意为了自杀去买的，如发生和配偶吵架之事，农村妇女到家里拿农药就喝了，根本没有思考，其中62%的人抢救失败”。
张欢就是在家里楼梯的背后，找到那瓶标着氧化乐果的液体农药的。这是她丈夫买来为棉花除虫的，在她企图自杀时，虽然家里已不种棉花，但还留着它。
中国自杀率最高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