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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印度中国研究所所长、德里大学教授马诺拉杰·莫汉蒂看来，通过纪委这样一个纪律审查机构对中共党员进行党纪层面的监管，体现了中国体制中“自我监督”的一面。
“中国共产党现在拥有8700万党员，比澳大利亚全国人口都多，要管理好如此庞大的一个党是非常复杂的一件事。”陆克文对中共十八大以来的从严治党的各项措施报以赞赏，“到目前为止，中国所采取的做法非常有效。”
执政党有责任、有义务自我监督，中国共产党用实践证明了自己拥有自我净化、自我纠偏的智慧和能力。
荷兰莱顿大学当代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彭轲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出，“要用新的思路理解中国和中国共产党”，这源于他去年与中国高层领导人的两次座谈。
“如果不能为人民造福、解难，中国共产党也可能失去执政权。”彭轲认为，中共在这一思路下加强自身建设，并提出“党纪严于国法”，其真正目的是防微杜渐，“严肃党纪是自我监督的措施，而不是目的。”
今年“对话会”的活动内容还包括邀请与会代表参观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办公区。
网站的技术与规模令不少“中国通”大呼惊奇。哥本哈根商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柏思德认为，网站构建起与社会民众对话的平台，展现出中共倾听民声的意愿，同时便于获取举报信息，是重要的监督工具。
一些学者也建议，信息化手段还可用于中国政府的政务现代化，不仅能提高行政效率，还能降低腐败发生的可能性。
“腐败是全球性问题，但治理腐败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回答”
“当我们谈论腐败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对于腐败的定义，世界各国并没有统一的答案。但腐败的本质是破坏规则秩序、践踏公平正义，因而反腐败是得到全球认可的文化观和价值观。
“腐败是全球问题，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自解决，需要全球合作。”彭轲发现，目前国家间的个案合作往往比较成功，但要将个案进一步“组合”，建立反腐败国际合作机制尚有困难。
“障碍之一是国家间的不信任。”彭轲建议，西方国家应当更加了解中国的法治体制与机制，而中国则要熟悉国际法上关于反腐败的规定，以便增进互信、相互合作。
在没有引渡条约的情况下，国家之间采取何种方式合作？各国司法制度不协调、不一致，执法机构间对接不畅，证据标准不一等问题如何解决？在达成合作共识的基础上，这些技术层面的问题都可以进一步探讨。
“腐败是全球性问题，治理腐败却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回答。每个国家都在寻找自己的应对之策，每个国家的探索都是对人类反腐败的贡献。”马诺拉杰·莫汉蒂认为，各国间应该互相学习、借鉴，才能建立起有效的、可持续的反腐败构架。
从海外“猎狐”到发布“百名红通”，从《北京反腐败宣言》到“天网行动”，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凝聚反腐败共识、加强国际合作方面主动作为，“腐败分子即使逃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他们追回来绳之以法”，向世界彰显了打击腐败的坚定态度，提供了反腐败跨境合作的中国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