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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是熟人离世导致的精神损失。毕竟人是社会动物，也是感情动物，因此一个活生生的身边人突然离世，哪怕他是一个贪官，也会让正常人在较长时间内感到痛苦。其二，是物质上的损失。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一个家族或者朋友圈中，一旦某人当官掌权了，其他人都希望以合法或者非法的方式分享权力和利益。这也是近年来“家族腐败”频繁爆发的文化因素。反之，一旦贪官自杀了，亲朋好友从中得到的部分既得利益（如升职、找工作）恐怕也伴随贪官一同消失了，这就是所谓的“树倒猢狲散”。
一个贪官自杀的收益，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消除罪证，保护同僚。由于反腐败法律和政策日渐趋紧，单个官员要想贪腐后不被抓住是非常困难的，因此近年来集体腐败、“塌方式腐败”和“家族腐败”才日渐增多。在一个完整的腐败链条中，处于最上游的贪官是最难抓捕的，因为权力越大，反侦查的手段和反“反腐败”的能力越强。因此，纪检监察机关往往从比较薄弱的环节入手，由外至内，抽丝剥茧。但是，根据《刑法》，一旦当事人死亡，司法机关就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或者撤销案件，或者终止审理。因此，一个处于腐败链条下游或者薄弱环节的贪官自杀了，或者“被自杀”了，就意味着证据链条被破坏了，反腐败工作就只能半途而废，或者只拍死了“苍蝇”，却放走了“老虎”。一个贪官自杀了，多个贪官就漏网了，这叫“丢车保帅”。
第二，保护家属的部分既得利益。贪官自杀虽然给家属带来了心理上的痛苦，但是却可能保护家属的部分既得利益。中国传统文化讲究“死者为大”。一旦某个人死了，即便他是贪官，社会舆论也希望“手下留情”、“适可而止”，穷追猛打、挖地三尺的做法尽管合理合法，但是却不合情。这也就意味着，如果贪官生前用贪污所得为子女购房置地，又或者以家属名义在银行存下赃款，司法机关恐怕不太可能全部追回这些非法的金钱财物。甚至于一旦贪官自杀，其家属参与的违法违纪问题，也会从轻发落，因为怕再闹出人命，导致结局不好收拾。
第三，免受侮辱，保护名声。在当前司法体制不完善的前提下，一旦被抓，无罪释放的可能性近乎为零，刑讯逼供或者变相逼供的现象恐怕难以避免，至于被人栽赃或者被迫认罪的现象也不是没有发生过。
比如，根据媒体公开报道，南昌大学原校长周文斌在庭审中陈述，自己被抓主要是因为得罪了前江西省委书记苏荣，并认为自己遭受了刑讯逼供和威胁恐吓。预料到或者已经遭遇了这些情况，一些个人意志薄弱的贪官就宁愿选择自杀，也不能接受各种凌辱。当然，不排除有一些贪官在被查处之前，觉得事情终究会败露，从而选择自杀来掩盖罪行。一般情况下，对于涉嫌贪腐的自杀官员，单位为了自己的声誉，会用别的理由掩盖过去——比如“抑郁症”、“绝症”，这样外界并不确知当事官员的贪腐情况，这实际上保护了贪官生前及死后的名声。
中国有一句俗话，“好死不如赖活”。一个贪官宁可自杀也不愿苟活，说明自杀的收益超过了成本。进一步的问题是，哪些因素可能驱使贪官倾向于选择自杀？技术地说，如果自杀是贪官在约束条件下的最优选择，我们可以得到哪些比较静态学命题？
首先，上级贪官施加的压力越大，或者贪官家属的既得利益越大，贪官越是容易自杀。出于保护自己利益的考虑，腐败链条的最顶端会想尽办法斩断证据链条，因此会用各种手段逼迫处于下游的贪官自杀。逼迫的主要手段，往往是以保护贪官家属的既得利益作为交换。级别越低的官员，在大贪官面前的谈判力越弱，承受压力的能力也越小。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自杀的贪官超过七成是处级及其以下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