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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相军转入聊城劳改队后，贾庆瑞第一次会见到他。他向父亲诉说了刑讯逼供经历。刑讯方式包括：扇耳光、罚跪、用脚踢、用鞋抽脸、用绳索从背后铐住、用橡胶棒打、用电棒电击耳朵和脖子、用枪威胁、不让睡觉等。
贾相军还从狱中传出狱友肖某、孙某等人的证言，证实他刚进看守所时天天提审，一身伤痕回来。
该材料写于聊城劳改队，时间是1992年10月。材料显示，1991年7月份，两人在聊城市看守所12号监室与贾一同在押，后在劳改队一起劳动改造。
肖某回忆，贾相军进监室时，“头发蓬松，眼神发呆，高高的个子，面黄肌瘦，无精打采的样子，嘴巴上有一块伤疤，还流着血，牙齿也被打落，腚上都打黑了。贾相军进号的前几天，几乎天天提审，每次回来，都被打得趴在地上，很是痛苦，晚上不能睡觉，不断被疼痛所惊醒，腚部全部打黑了，护膝盖也被跪出了血，当时正是热天，我们号里家里人给送来的风油精给他腚上抹抹。贾相军晚上经常说梦话，说打死我了，我不活了的话。”孙某的说法与此相似。
肖某、孙某向京华时报记者证实亲手写下上述证词。
孙某介绍，在劳改队，贾相军从不悔罪，拒绝改造，还咬破手指写血书申诉，“他不要分，不要减刑，谁给他分他骂谁。”贾相军经常神经兮兮写申诉，又很固执，狱友戏称他为“贾神经”。
贾相军说，他多次顶撞过劳改队的干警，干警劝他“申诉归申诉，改造归改造”，他争辩说：“我没有犯罪事实，没有犯罪苗头，我的思想是健康的，不需要改造。”
会见父亲时，他将申诉材料和狱友证言送出。贾相军说，每次会见出监所、进会见室都要搜身，他把材料藏在裤裆里，总能蒙混过关，有的当面塞给父亲，后来会见时要隔着玻璃，他便从玻璃上空扔过去。
为了翻案，贾相军在狱中念了两年函授大专，读书看报，以提高文化水平。贾庆瑞则先后买回四十多本法律书籍在家硬啃，这些书包括《再审程序》《刑事侦查学》等，他变卖粮食家产，向各级检察院和法院提出申诉。
差点改判
对于贾家的申诉，聊城中院1992年和1993年两次驳回，聊城市检察院1994年1次驳回，山东高院于2003年1次驳回。
最高法院也调走卷宗查过贾案。贾庆瑞称，1997年，他在最高法院查到，当年1月30日，该院刑二庭曾给山东高院发内部函《发现新的证据来函通知》，认为原裁判事实不清，要求查明。
今年4月17日，贾庆瑞带京华时报记者找到聊城中院一名退休法官，该法官证实最高法院确实有该内部函。
上述要求不具名的法官称，20多年前，聊城中院受理申诉后，合议庭及告申庭的法官均认为此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按疑罪从无改判无罪。当时总结出7个问题，脚印是最重要的一个。
在卷宗里，承办法官注意到，发现死者的鱼塘抽干后，出现一双赤脚印，是否与贾相军的脚吻合，疑点很大。
贾庆瑞表示，他当年从律师和承办法官处了解到，鱼塘中真凶留下的赤脚印都是26.5厘米长，而鉴定人鉴定贾相军左脚26厘米、右脚26.5厘米。贾相军1993年服刑时，贾庆瑞带着专业人士去会见，测量结果为左脚25.69厘米，右脚26.05厘米。此外，贾相军供述他是从一边下去，原路返回，而现场勘查显示，赤脚印从一边下去，另一边上岸。
上述法官称，最高法院在调卷时也问到赤脚印问题，要求查清。但中院法官找警方办案人员座谈时，办案人员称，当时根据赤脚印制作的石膏模型已丢失。另外，主办人员还承认因“贾相军态度不好，打了他两下”。座谈时，这些话都记录在案。
该法官称，警方结案后，不少办案人员立功被提拔，因此翻案阻力很大。承办法官汇报应改判无罪的意见后，中院审委会不同意报省院，省院分管申诉的一名庭长也不同意改判，中院只好驳回申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