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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点名，日军认为他上次被打得半死，这次估计没有胆量再跑，也就没有追究。这次成功逃脱的人中，就有杨养正。杨养正得到附近新四军的救助，辗转回到重庆。
不久，杨根奎等被送到南京浦口煤矿，管他们的工头正是在524团当过传令兵的谢友杰，他在淞沪会战初就离开部队回了家，他答应帮助杨根奎逃出去。一天，南京遭到盟军和中国空军的联合轰炸，炸坏了长江上两艘渡船中的一艘。为了抢运煤炭，日军要战俘通宵加班。天全黑了的时候，谢友杰来找到杨根奎，说：“给你们准备好了。”这次准备逃跑的四人是：杨根奎、第二连连长邓英、第二排排长曾国良和其他部队的一名勤务兵张铁久。四人藏在谢友杰两口子睡觉的大床下面。大床下面挖了坑，周围的床单垂下。
谢晋元纪念章的荣耀
日军发现少了人，便四下搜查。待到日军走远，四人便爬了出来，吃过香喷喷的蛋炒饭，谢友杰发给每个人好几百元汪精卫伪政府的“储备票”，给杨根奎一个战俘工头专用的袖章，让他们出去后到浦口坐火车前往石泉县，找游击司令部。
四个人越过铁丝网，一路跑到浦口火车站。因为杨根奎会一点简单的日语，邓英便安排杨根奎去买了车票。检票上车都没有发生意外，车行至石泉县，上来个汪精卫的和平军盘查。和平军问杨根奎为什么带着战俘工头的袖标却要去石泉县。杨根奎谎称姑妈嫁到这里，他去投亲的。临走时，这个和平军士兵还提醒杨根奎“附近有新四军活动，注意安全”。
逃出沦陷区之后，杨根奎四人但凡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拿出“谢晋元纪念章”到沿途的部队、各级政府亮明“八百壮士”的身份，就一定会受到盛情款待和慷慨资助。
1945年8月10日，投奔安徽立煌(今金寨县)第十战区的杨根奎听到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次日，第十战区政治部给杨根奎签发了差假证(相当于通行证)，每人一套新军服和几百元路费，资助他们回重庆。行至河南南阳，杨根奎遇到原川军29军副军长、时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孙震。孙震告诉杨根奎，不用去重庆了，国民政府要还都南京的。杨根奎想，抗战都结束了，还是回家吧。他给家里写了封信，寄了张照片。当初一同逃出战俘营的另三人则留在孙震处效力。胡宗南得知杨根奎是当年的“八百壮士”，便亲自给他签发差假证，还发了路费5万元。杨根奎花了2万多元买了一匹布，算是衣锦还乡了。
噩梦般的日子
杨根奎回到四川金堂白果场的家里，不久就订婚了。昔日的打铁营生已经难以度日，他到了成都，被录取入成都军官大队24中队。之后，又在奉节遇到了原88师师长、时任16兵团司令的孙元良，被任命为127师中校侦察队长，后又任命他为124军223师少将副师长，赴四川新繁上任。此时已是1949年12月。124军军长吴峻人借故未予认可。无奈之下，杨根奎又回到了白果场的家里，随即听说124军起义了。
家乡金堂县白果场，杨根奎用旧名字“杨耀辉”过起了昔日的铁匠生活。同村人只知道他当过国民党兵，无人知晓他的军官身份、“八百壮士”的身份。尽管如此，在“四清运动”中，他还是被划为“五类分子”。杨根奎将珍藏多年的“谢晋元纪念章”带到高板区派出所，欲证明自己虽是国军编制，却是抗战军人，从未打过内战。但此举却给他招来更大的祸患，纪念章被当场没收，人被当即关押，赶了二十多里路到派出所送饭的大儿子也被拒之门外。
“文革”中，杨根奎和当地的旧保长、地主一起成为时常当众表演“跪瓦砾”、“跪高板凳”的“老运动员”。杨根奎回忆起“文革”那段和裕溪口战俘营一样的噩梦日子时说：“当时最恼火(痛苦)的是，(造反派)问你‘坐快车’还是‘坐慢车’。‘坐快车’，就是让你躺在地上，拉着你的腿往前跑，背就在坑洼的地上磨，磨出血；‘坐慢车’，就是慢慢拉着走。残忍得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