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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与他发生过一次小小的“矛盾”，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那次，朱国华居然连续半个月没有上班。领导问我，我也无话可说，这让我很有些恼怒。后来他终于出现了，像没事儿人似的，该干嘛干嘛。上午我没有理他，中午吃完饭，我将他叫到一间空房间里，问他这段时间干什么去了。
他态度还算谦恭，似乎有些歉疚：“我回四川老家了。没来得及请假。”
我说：“就算没来得及，回来总得说一下吧？”
他想拿嘻皮笑脸搪塞过去：“是是是！对不起组长了！”
我说：“这次可得认真点儿了。半个月没上班，就是不算你旷工，也得扣你的奖金！”
其实那时候的奖金很少，每月不过几块钱而已。不过，扣奖金对他来说很有些伤面子，他有些不高兴了：“至于吗？！”
我说：“该扣就得扣。”
我的脸色显然也不太好看，他倒主动求和了：“好好好，扣就扣吧！”
其实，我想他所说的“回老家”多半是鬼话。至于此后领导是否真的扣了他当月的奖金，我却忘记了。
这件事情并没有影响我和他的关系，见面还是很客气。后来他倒是比较注意请假了，至于请假的理由是真是假，只有他自己知道。
再后来，他上班变得稍微正常了一些，开始和同事们探讨装修房子和做家具的事情。我问他是否有对象了，他说的确是有了。对方是北京一家军队医院的护士，他们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
听了这个消息，我挺高兴。这小子也该收收心了！
他似乎的确开始准备结婚的事情了，为人行事似乎也稳重了些，不那么咋咋呼呼了。三轮“军挎”是早就不骑了，买了一辆新自行车——那时候自行车是紧俏物资，需要凭票购买呢。
买了这辆自行车以后不久，他就出事了。
那是1982年10月30日，星期六。中午，我和几位朋友在宁园畅观楼二楼餐厅吃饭，看到他和一个陌生青年在另一张桌子进餐。由于距离较远，我们也没打招呼。刚吃完饭，他就被几个警察带走了。由于事情发生得突然，他的自行车还放在单位门口，几天后，是我们单位的领导把它搬回了办公室暂存。
11个月之后，当我再次看见他的时候，他已经被捆得像个粽子似地站在刑车上了。
据说，当初他被捕之后，司法部门本打算判三年劳教的，但有人觉得太重了，想设法把他悄悄弄出去，不知道为什么没成功。这传说不知真假，但拖来拖去，拖到了“严打”，终于把朱国华“拖”进了刑场。
仍是“据说”——据说天津市第一次处决罪犯没有朱国华，社会反响很大，甚至对全国的“严打”都造成影响，所以，朱国华没有躲过第二批。
在他被处决的前三天，1983年9月21日，天津市高级法院派员来我们单位组织了一次座谈，提出一个问题：朱国华是如何走上犯罪道路的？
据人们回忆，十年前，朱国华的父亲去世，朱德孙子被枪毙他“顶替”父亲参加了工作——“顶替”是当时的一项政策，职工退休离职或病故，可由一名子女“继承”其职工名额，这项政策对所有国有企业的职工都适用，不算什么特权。那时候，朱国华是一个挺不错的孩子，要求进步，工作积极，还入了团，但不久就开始走下坡路。后来被推荐上大学后，从量变到质变，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当时参加讨论的人还是敢于说真话、敢于开展批评的。大家认为，朱国华大学毕业后分到我们单位，由于管理不力，纪律松弛，使他的罪恶思想恶性膨胀，终于走上了犯罪道路。他的由好变坏，除了内因的作用，外部环境的影响也是不可否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