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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3月，他找到丹东民政局优抚科长张铁志：“抗美援朝胜利都快50周年了，作为纪念馆，我们有义务做好烈士名单的收集工作，所以向您求助。”张铁志答应出公函，出介绍信。
之后，纪念馆再次向全国各市(县)民政局发函，称计划于2003年7月抗美援朝胜利50周年之际，出版《抗美援朝烈士名录》。信函上都加盖了丹东市民政局的图章。
但丹东市民政局的介绍信，詹琪感到出了省就不管用了。老詹找到省民政厅办公室主任，得到了他的支持。2001年10月，信函上除了丹东市民政局和抗美援朝纪念馆的章外，又加上了辽宁省民政厅的章。
辽宁省民政厅对这项工作提供了很多便利，不仅派了辽宁省革命烈士编撰办公室的主任协助詹琪跟进，而且成立了征集核对抗美援朝烈士名单办公室。
2002年后，第一个响应的是志愿军烈士较多的山东省，之后，黑龙江、吉林、湖南、江苏也都及时为他们提供了烈士名录。
但光发函，并没办法把全国的民政系统调动起来。民政部门也有难处——一般地级市民政部门，负责优抚工作的工作人员只有1个人。赶上赈灾、发放抚恤金等工作，会极其繁忙。老詹很理解。“事儿大家都支持，但毕竟人家有自己的工作。”
此外，一些地方民政部门在漫长的政治运动中遗失了档案，有的地方民政部门保存志愿军烈士的资料不完整，少得可怜。
詹琪碰到的另一个问题，是一些地方民政部门需要“上级”指导。有地方民政部门领导对他面露难色：“这个事情很重要，应该协助你们；但我们也有困难，没有上一级批示挺困难。”有的省民政部门领导对詹琪表示，需要国家出面。“可以办，但这个事你们得找民政部。”
老詹除发函外，同时在各地跑。2001年，他去了辽宁、河北、山东、黑龙江、吉林、山西等省。在河北，他从地级市开始，先去承德，办完事上火车睡觉，次日到秦皇岛，晚上睡火车，接着再去沧州。“白天办事，晚上睡火车上，住宿费都省下来了。”
跑着跑着，老詹发现自己想简单了，“当时只报了10万元的预算”。2004年他第一次去报销时，实际费用已经有近20万元。最后在馆长帮助之下，费用都报掉了。
2004年，老詹去了趟天津。和天津民政局的人吃饭时，对方答应帮忙引荐国家民政部的领导，这帮了老詹的大忙。詹琪在民政部见到了优抚安置局的几位领导。事儿有民政部领导的支持就好办多了，2004年成了大丰收的一年。
“我不想让他被历史埋没”——抗美援朝的民间纪念
南方周末记者 秦轩
抗美援朝60周年之际，民间对抗美援朝死难者的悼念悄然升温。郑州成立了志愿军老兵之家，重庆老兵在清明节后去朝鲜举行悼念活动。而沈阳志愿军烈士陵园的工作人员，发现民间自发悼念的人比以前多了不少。
“我不想让他被历史埋没。”在国家环保部工作的官员牟广丰说。3个月前，他从家里门厅上的柜橱里，取出二哥牟敦康的遗物，都是他与亲友们的往来书信。
牟敦康是解放军最早一批空军飞行员，毕业于东北老航校一期，1951年10月参加抗美援朝时任空军飞行大队长，战斗英雄张积惠和赵宝桐当时是他的副手。11月底大和岛战役中，他在和联合国军的交战中驾机坠入大海，参战时间只有40天。
至今，他和他的战鹰依然沉睡在海底，“距中朝边境线也就几十公里”。牟广丰说。他曾托人与朝鲜联系，希望过去吊唁，但是一直没有回音。
上世纪80年代中牟广丰搜集到这批信件，一直束之高阁，很长时间没有去处理。抗美援朝60周年临近，他和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以及丹东档案馆联系，在后者的帮助下，决定将这批泛黄的信件整理并结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