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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上动不动就说北大清华拿了国家多少钱，我给你们算算。国家允诺给北大清华各18个亿，于是那些没见过钱的伪自由主义混蛋就大叫大嚷说不公正啦，不民主啦。他们连基本的算术都不及格。这18个亿分三年给，每年6个亿。实际上根本没有到位，据说只到位了2亿4。咱们假设都到位了，那么北大师生员工总有3万人吧？一年6个亿，3万人，平均1人只有2万，分到12个月，每月只有不到2千。这里面还要包括北大的水电费、卫生费、粉笔钱、黑板钱吧？那些不了解情况就以攻击北大清华为乐的人，你们的良心何在？你们知道吗？国家给北大的钱连基本工资都不够，你以为18个亿都给了你爸爸一个人吗？
所以，北大各个院系必须自己创收给老师发工资和岗位津贴。校长、院长、系主任，都必须以“找钱”为第一天职。说出来，真是烫嘴啊。堂堂中华，斯文何在？我不想指责某些院系在创收方面做了影响正常教学的举措，我也同意社会上在了解了真实情况之后对他们的批评。但是总体上说，北大人是在国家没有保证我们吃饱肚子的条件下，为这个国家的辉煌而继续“爬雪山、过草地”。我们不求表扬，但是总不能忍受那些诬蔑吧。我对北大的领导也很有意见，因为社会上总说我们收入很多，领导们居然不出面为我们澄清，好像他们真的给我们发了钱似的。我一次出去开会，某著名人士问我：“你们系主任年薪500万不止吧？”我回来告诉了我们年薪刚够5万的系主任，他一脸苦笑。因为他忙于行政，肯定不可能像我这样在工资之外还能挣点稿费什么的。我们的系主任、教研室主任，都没有汽车，人们相信吗？当然，我现在是买得起车的，但是我心理变态，就不买，因为在北京养车，一年要2万元左右，恰好是我一年全部的岗位津贴。以我自己的课酬为例，我在北大开设的通选课是最受欢迎的，四百人的名额，会有六七百人去听，傍晚的课，中午就开始为占座打架，管理教室的师傅对我意见最大。这样的课我辛辛苦苦讲一学期，得到的是北大最高的课酬——人民币4千元，也就是说，到北大听孔庆东讲课，即使自费，也只要一学期10块钱。
我以前不想说这些，即使媒体再三追问，我也王顾左右而言他，原因我已经在《千夫所指》的最后一页写清楚了：我不愿意给北大领导丢脸。如果深究一下自己的心理，应该承认，我不如我的老同学阿忆有勇气。当年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我就对社会黑暗面过于宽容，总是主张“团结一致向前看”，远不如阿忆兄的爱憎分明。现在，既然阿忆挺身而出了，我也就不该继续混在群众队伍里享受阿忆给我们带来的同情了。我需要补充的是，我的基本收入跟阿忆差不多，他的那张工资单绝对真实，但是我们中文系还有许多年青老师的收入连这个都达不到，有的每月只有2千元左右。我们中文系，不但没有给老师发过电脑，连个闪盘、连个手电筒都没发过，报销一张火车票，都要再三核实。我们中文系的老师没有自己的办公室，连一张属于自己的办公桌都没有，连中学老师都不如。没有地方指导学生论文，更没有脸面会见外国朋友。一位德国学者来北京拜访我，我请他在建国门吃饭，花了200多元，谈天说地，然后无耻地指着窗外高耸的每平米6万的豪华公寓说：“喏，我就住在那里，我太太今天生病了，下次请你到家里喝茶吧。”等他坐上出租车离去，我就钻地铁回西三旗了。北大领导多年前就许诺要为我们文史哲几个系修建一座“文科大楼”，但是现在连砖头也没有看见一块。
不过，说话总要客观，我想阿忆跟我一样，我们不恨北大，相反，我们知道北大为什么这么穷，我们知道是什么力量使北大最王牌的院系过着最寒酸的生活，我们知道是什么力量不但从政治上、而且从经济上要制裁这些真心弘扬中华文明的学者。我们的物质生活，我们自己去改善好了。既然父母没有力量让孩子吃饱穿暖，那我们当孩子的，就自己去“半工半读”吧，我们可以发牢骚，可以跟父母吵架，但总不能因此就“认贼作父”啊。我们愿意跟北大一起，在艰苦中忍受着劳累和误解、压迫和陷害，为了减轻哪怕一点点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把那黑暗坐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