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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安倍对华负面举措的程度，又是有一定上限的。换句话说，他不太可能出台大的冒险动作。例如，他可能在历史上有动作，但鉴于美国对历史问题的态度，他的步子不会迈太大；他可能在东海有动作，但也会避免出现不可控的后果，并可能会支持建立危机管理机制；他可能继续推动外交战和经济战，但考虑到此后的“入常”等需求，其烈度可能不会超过最新或2022（历届）年~最新或2022（历届）年上半年的程度。
最值得一提的是军事方面，在财政投入既定的情况下，安倍政权虽然可能会有一些加强军力的举措，但其增量必然是有限的。而且，日元贬值也会增加日本外购军备的成本(鱼鹰、F-35、两栖车辆等)。在未来几年，自卫队的实力不会有质的提升。
如何面对长期化的安倍政权？
对中国而言，首先要厘清几个问题：今后几年，在国内大力推进改革，重点解决一些经济社会难点问题的过程中，我们需要何种周边关系？中日关系在中国对外关系中居于何种地位？我们对于中日关系的期待和目标是什么？
关于这一问题，不同的读者也许会有不同的答案，但在考虑了上述问题之后，才可以接着思考如何面对安倍政权。
笔者认为，面对安倍政权长期化、日本面临诸多国内问题、日本对华政策存在不确定性、中日关系仍很脆弱，以及今后几年可能是中国改革发展“攻坚期”等背景下，面对安倍政权，中国也许可以做以下几件事：
一，做好外交战长期化的准备，这主要是指“入常”问题、涉海问题和“历史”问题。不排除出现日方进一步扶持其它国家“对冲”中国的可能性。
二，做好国际经贸战长期化的准备，特别是在市场、资源等要素方面，中日之间的争夺可能会更为激烈，重点领域可能是在东南亚、中东部分地区和非洲部分地区，特别是东南亚地区。这才是中日两国竞争的核心。
三，做好东海、岛争等热点问题的危机管控和预案准备。在这些方面，在中日之间建立危机管理机制确实是有必要的。同时，也不能将希望完全寄托在危机管控上，还是要有不测事态的准备。
四，从长远计，夯实对日关系基础。例如，在经贸、投资、旅游、文化、社会交往等方面，完全可以放手工作，不要让这些工作受到短期政治波动的影响。在这些方面，我们必须把眼光放在10年、20年以后，放在“后安倍”时期，而不是眼前的几年。过去几年里，有些长期积累的工作，因为短期的波动而受到影响，实在很让人惋惜。
五，要重视培养“人”。这里一方面是中国对日打交道的人才，另一方面是要在日本社会培养更多了解中国的人。培养人的时间，也都是以“5年”、“10年”计算的。
在此方面，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领导人，其实有过很成功的实践。毛泽东生前最后要看的文件，是关于三木武夫内阁的；而周总理更是对自民党内情况了如指掌，甚至能够预测之后多年日本政坛的人事变动。他们在身边培养了一批对日工作的专业人士，在日本国内则有一批极有影响力的故交熟识，这是当时中国对日工作较为成功的重要基础。
最后，笔者想说的是，中国与日本之间的综合国力竞争，最核心的领域其实是国家的长远可持续发展，拼得是经济社会的“后劲儿”。最近这些年来，中日两国在综合国力对比上的“此消彼长”，并不是因为战争和军事冲突，而是因为两国在经济社会发展上的各自表现。
安倍可能还会给中国带来麻烦，但中国完全能Hold住这些麻烦。而解决这些麻烦的过程，也正是我们逐步形成新的中日关系局面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