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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发现场
没有晴天的半年
新京报：从受辱到看见道歉信，经过了7个多月，这期间你的生活是怎样的？
段建华：生活在煎熬中，大把大把地掉头发，失眠、焦虑、封闭，每天坐立不安。回来上班后，好多人都说不认识我了，我自己都不敢照镜子，头发基本上快掉光了。
新京报：都会想些什么？
段建华：各种情绪都交织在一起吧，一下子觉得很愤怒，有时觉得这社会不公平，为什么偏偏是我受到伤害，经常有想死的念头。
新京报：一直都是这种状态吗？
段建华：这大半年来，我看绍兴的天每一天都是阴天，印象里就没有晴天过，没有开朗的时候，整晚做噩梦，就是走在抑郁症的边缘。
新京报：现在好点了吗？
段建华：在逐步恢复中，很难一下子恢复到以前那种自信，基本上都属于抑制的状态，精神很难集中，会突然觉得心慌，在给病人看病时，那天的画面又会一闪而过。
新京报：精神上受到伤害确实很难恢复。有尝试过一些自主康复或治疗吗？
段建华：最严重的影响是，我感觉到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都被改变了，虽然知道是不好的改变，但也没办法。我服用了抗抑郁的药物，但我自己是医生，清楚这些药物都没用的。
事发现场
避开风险？迎接挑战？
新京报：这半年来，你思考最多的是什么？
段建华：我做了20年医生，自信满满，也是医院最年轻的正高之一，业务水平肯定不算差的。但被迫下跪时我就在想，为什么要我下跪？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新京报：后来你想出了什么样的结果？
段建华：我觉得整个社会氛围都变了，大家只要到医院闹，就多多少少会得到补偿，可能后来都传开了，闹得越大越有钱拿。这种情况下，受伤最大的就是第一线的医生，想到这儿我就感到害怕，觉得未来一片迷茫。
新京报：没有有效的机制来治理这些问题吗？
段建华：没有一个有效的第三方机制来处理、平衡这些纠纷，而发生暴力事件时，医院也没有足够的安全保障来保护医生。
新京报：这种害怕会影响到你现在的工作吗？
段建华：有影响，看病时会突然心慌，而且不太敢接一些有风险的病人了。
新京报：觉得风险背后可能是医生的人身安全问题？
段建华：我比较困惑的就是还要不要好好工作。比如说，这个病人凭我的能力是可以看的，但可能有风险，我该怎么办？我是只挑简单的，保证自己人身安全，还是去挑战，开展新的研究？
新京报：如果医生都不敢迎接挑战了，那会很可怕。
段建华：对，最怕出现的结局是业务萎缩，我做了还有风险，这些风险谁来给我承担？现在我发现自己就是一个弱者。医疗体制的现状就是这样，我要怎样去保护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