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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此以外，还有“桂女”、“汤女”、“长者”和停船场的“游女”等不同形式的妓女。“桂女”主要为军人服务，也叫做军妓。“汤女”则主要在温泉场活动。
“长者”是在驿路范围内以来往过客为对象的妓女，如同路边拉客女一般。室町幕府时代是战乱频仍的乱世时期。上层阶级耽于骄奢淫靡，而人民陷于异常的贫困。
因此，一方面促使了公娼的繁荣，另一方面促使了私娼的产生。私娼当时称为“夜发”，都是下等妓女，夜间出没街市，四处拉客，一时像雨后春笋般地涌出，大有压倒公娼之势。
以前的“汤女”也从温泉转入民间的浴室，投入私娼的队伍，被称为“搔垢女”。在町人阶级的支持之下，日本的江户时代出现了大规模的“游廓”，“游廓”是妓院集中的地方。
具有代表性的，是江户的吉原“游廓”，当时的町人文化就是以“游廓”为中心而发展的。
德川幕府一面集中妓院，加强控制，一面极力地取缔私娼，但是私娼不但不见减少，反而日益增加，尤其是“汤女”盛极一时。
据《守贞漫稿》所载，江户时代，在日本的每个浴室都有“汤女”二三十人，她们陪酒、陪歌、陪浴，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三陪女”。公元1867年，二百多年的江户幕府时代结束，迎来明治维新年代。
日本一方面向外扩张，一方面发展经济，这也推动了“卖春业”的畸形繁荣。尤其在日本东京，卖春表现出它独特的季节性：“春夏盛时，一月或有五六十席”，“妓于秋风一起，辄锁户晦迹以去”，“柳桥之妓春夏则百余，秋冬减其半”。春夏繁盛，秋冬衰落，形成了古代日本最奇异的卖春特色。
在古代日本，除此以外，更让人不可思议的卖春特色要算妓女和嫖客之间必不可少的合同交易以及有关账单的支付方式了，这在其他国家是很少见的。
美国着名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专门研究了日本契约卖春的形式。她在自己的主要着作《菊与刀》中说：如果有一位妓女被一个男人看中了，这时该男人成为独占她的主顾，并与妓院订立契约后把她变为情妇。
这样的女人受到契约条款的保护。但是，一个男人可以不订契约就把一个女仆或女店员变为他的情妇，这些“自愿情妇”必然缺乏保护。本来，“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
但鲁思·本尼迪克特在以此命名本书时，似乎并未从这种含义出发，而是以“菊”和“刀”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也就是指日本文化的双重性。
譬如，爱美而又黩武，尚礼而又好斗，喜新而又顽固，服从而又不驯等。鲁思·本尼迪克特是一位20世纪初少数的女性学者，她以女性的独特视觉观察日本卖春行为，把日本文化的特征概括为“耻感文化”，认为它与西方的“罪感文化”不同，其强制力在于外部社会而不在于人的内心。
对于这些观点，有些日本社会学者评价很高，认为表现了“深刻的洞察力”。在日本传统的伦理观念中，女人地位低下，被“喜新厌旧”的男人“始乱终弃”的比比皆是，难以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