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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按照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的惯例，失败者可以以“出国考察、休养”的名义出去避避风头。当李宗仁把这个想法告诉蒋介石时，遭到了蒋介石“追随总理革命多年 ”，“现在仍为国民党总裁”，“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一类的 “严辞”拒绝。李宗仁只得同意蒋介石回浙江溪口老家休养。蒋介石回到故里后，并没有放弃对国民党军、政、财等大权的控制，在住所设立了7座电台，随意指挥，操纵党国各类事务，常常令李宗仁哭笑不得。
1949年2月上旬的一天，曾任上海市市长、财政部部长、中央银行总裁、时已去职在香港逗留的蒋介石的亲信俞鸿钧，突然接到蒋介石从溪口拍来的电报，要他想方设法将国库中的黄金提出来秘密送到台湾，并叮嘱再三，“千万要守秘密！”俞鸿钧接到蒋介石的密电之后，迅速与时任台湾省主席的蒋介石心腹陈诚取得联系，密商运送黄金事宜。经过蒋介石的秘密布置和调度，转移国库财产的工作开始。
2月14日下午，一架由香港飞来的飞机在虹桥机场降落，此时上海进入临战状态，机场四周，宪兵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对往来旅客悉数搜查。当头戴一顶黑色礼帽，身穿一袭黑色风衣，鼻梁上架着副金丝眼镜的俞鸿钧一出飞机弦梯口时，立即引起了宪兵们的警惕，他们把俞鸿钧引至候机室，进行了审问。俞鸿钧和颜悦色地介绍了自己的身份，但却拿不出任何证件和证明作说明，甚至身上连张名片都没有带，宪兵们哪里肯信，有的听了他的自我介绍，甚至在心里怀疑他是的“探子”。百般无奈之下，他只好向宪兵提出给时任上海警备司令的汤恩伯联系一下，在电话机旁守候了多时，终于和汤恩伯接上了话。汤恩伯立即派车到机场迎接。这时，宪兵们才知道他不是冒牌货，而是位大“长官”，立即向他道歉，请他海涵。俞鸿钧摆出长者风度，与宪兵们一一握手道别，嘉许了他们格尽职守的精神。
俞鸿钧在汤恩伯的帮助下，撇开了当时的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刘泗业，直接与自己原来的旧属取得了联系，转达了蒋介石转运黄金的旨意。这批旧属获知老长官的来头和来意之后，立即采取各种方案，将藏在中央银行的黄金、外币、银元做了明细账，告知了俞鸿钧，并协商了安全、可靠的运出方法。安排妥当后，俞鸿钧立即找到汤恩伯，告知蒋介石一切安排停当，只等行动。蒋介石得到消息后，立即致电曾是自己机要秘书、时任联勤总部财务署长的中将吴嵩庆，让他在上海秘密组织运送工作。并指令：所有这些硬通货，全部交由蒋介石掌握，吴嵩庆只对蒋个人负责，在上海运送过程中，不得有误。吴嵩庆接到命令后，立即与汤恩伯、俞鸿钧接洽，布置外运。吴嵩庆的私人秘书詹特芳负责向蒋介石报告外运的国库财产数目和外运详情。
2月18日黄昏，一艘外表破旧的海军军舰接到海军司令桂永清的密令后，停泊到了上海外滩中央银行附近的码头旁边。中央银行附近的街道，宪兵队奉汤恩伯的命令，临时戒严，过往的行人、车辆必须绕道而行。是日午夜，在一片细雨蒙蒙中，一群由海军士兵化装而成的民工进人中央银行，不声不响地将一箱箱黄金运上了军舰。凌晨4时许，装运完毕，这艘军舰驶出吴淞口，以最快的速度向东南方向驶去。20日中午，这批黄金运抵台湾基隆港，台湾省主席陈诚亲自布置人马负责卸运、清点，将它贮藏在台湾银行的保险库里。这日晚上，俞鸿钧接到陈诚从台湾打来的电报：货已收到。俞鸿钧放心地舒了口气，随即电告蒋介石。随后几天，还是这条军舰将中央银行的美钞、银元从上海运到了厦门，有的放置几天后才运到了基隆。在厦门，这批硬通货由蒋介石的亲信负责看管，最后一批银元运往台湾时，海军司令桂永清亲自押运。库存黄金运到台湾后，蒋介石看着清单，突然想起还有一箱珠宝存放在中央信托局，当即命令侍奉在自己身边的蒋经国迅速办理此事，将它运抵台湾。这箱珠宝多半系日军侵华期间，汉奸走狗们非法搜刮而来的，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返都南京，对汉奸们进行了逮捕、收审，没收其财产，珠宝落入蒋介石政权手中。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时，知道它的藏处，所以蒋介石让自己的儿子去办理这事感到放心、安全。蒋经国领命后，迅速潜入上海，然而很快其行踪和目的就让李宗仁的手下侦察得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