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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一些高校、科研院所人才非理性竞争的现象，原因出在指标体系设计不够完善。”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教育厅原厅长罗伟其说。比如一个高校的学科评价，达不到一定的人才指标，重点学科就过不了，申报项目也不行。这就会导致为了学科建设等指标，高校首先想到去挖那些已经有成果的人，“挖过来合着材料一包装，急功近利地达成目的”。
罗伟其指出，高校之间挖人挖的只是存量，导致的结果就是科研人员和学术氛围的浮躁，对学科的长远发展不利。
为此，罗伟其建议，由中组部牵头，教育部、发改委、科技部、人社部等积极配合，对人才考核指标进行修改。比如从A单位流动到B单位的人员，参与申报项目的成果只能从进入B单位之日算起，“要更加注重成果的增量，这就可以杜绝非理性竞争”。
罗伟其说，高层次人才要注意长期积累，队伍建设要杜绝急功近利。他指出，通过合理规划，把一些需要帮助的年轻人真正“用起来”，人才队伍建设才能上一个新台阶。
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农业大学校长邓秀新：
人才竞争的目光应该向外
“我被人挖过，也挖过人。” 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农业大学校长邓秀新坦言，他们学校有位微生物方面的学者，被上海某所高校挖走了，不到两年就当选为院士。痛失爱将，邓秀新的惋惜可想而知。“深受其害，但是裹挟其中。”邓秀新说，“我们在挖人，尤其是西部高校人才时，总会征求一下对方学校的意见，尽可能地选择人才两边利用、两边带学生的办法。如果对方高校没有博士学位授权点，可以挂靠我们学校，联合招生，作为弥补和帮助。”
邓秀新之所以狠不下心，是因为亲耳听过很多西部高校的“辛酸史”。据他透露，西安某所地处偏僻的高校，在2000年之前，其农业经济管理学院是很牛的，但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先后被挖走了90多人。
“人才流动是正常的，国家无法干预，反正到哪里做贡献都是好的。大家竞争人才的眼光应该向外，有本事你去吸引国外的牛学者。”邓秀新说，经过一轮“985”“211”建设，东部与中西部高校的差距已经比较大了，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国家应该在分配资源时多向西部倾斜，多点雪中送炭。
“要警惕这种非理性竞争给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不良影响。”邓秀新是研究果树学的博士、国家柑橘产业体系首席科学家。他有一个发现，在农业扶贫过程中，想在西部找一位对农业经济作物有深入研究的专家很难。东部研究者无法关注到中西部的经济作物，而西部研究者想做研究没有经费，这是长期以来西部人才流失、资源缺乏的叠加效应。
全国政协委员、苏州大学校长熊思东:
规范高层次人才待遇标准
“要通过机制体制创新，形成开放竞争的用人机制，让高校之间人才的竞争回归到对人才智慧和能力的尊重。”全国政协委员、苏州大学校长熊思东说。
熊思东认为，通过开放竞争的用人机制合理提高人才待遇，对于营造尊重人才、重视人才的环境，激发人才的成长动力具有重要作用。人才非理性竞争，除了与部分高层次人才定力不足有关外，也与高校间过于看重财力有很大关系。
因此，他建议，规范高层次人才待遇标准，限制引才“价格”上限。国家相关部委及各省级教育主管部门应组织高校广泛开展座谈调研，共同研究出台不同地区、不同学科、不同层次人才最高待遇标准；同时，引导高校正确处理引进人才与本土人才的关系，缩小引进人才与本土同类人才待遇差距，设置同一高校内，同学科类型、同层次人才待遇差距上限。
熊思东还建议，加快人才市场诚信体系建设和人事仲裁机构建设。所谓高校人才市场诚信体系，是指以电子诚信档案的形式记载和披露高校人才以及高校组织在人才市场的相关活动，并将此电子诚信档案作为高等教育人才市场进行人才交换的参考。同时，建立高等教育人事仲裁机构，对于学校间滥挖墙角、人才不辞而别等无序现象采取有效措施坚决予以制止，保护高校人才和高校组织双方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