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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民办教育高速发展。最新或2022（历届）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共有各级各类民办学校(教育机构)13.08万所，比上年增加1.26万所；招生1400.88万人，比上年增加100.43万人。增长速度最快的是民办幼儿园。义务教育阶段的民办学校招生人数和在校生规模都在持续增加。普通高中也呈现同样上涨趋势。
需要关注的是，教育事业发展在各地是不平衡的，民办教育同样如此。它的发展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高低、政府教育供给能力大小相关，更与人民群众对教育多元需求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今天对民办教育进一步发展的策略、路径等产生一些不同看法，是正常的，也是必要的。
归纳起来，目前对民办教育的争论大概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义务教育属于国家强制性教育，保证教育的公平均衡是国家责任，义务教育能允许民办学校一直享有事实上超越公办学校的招生自主权和收费的特殊政策吗？公办学校应不应该支持民办学校发展？二是农村教育资源不足，导致客观存在的弱势非公办体制学校何去何从？三是如何面临大量的体制外民办教育机构雨后春笋般地突起，应该控制还是支持？
现实中，教育系统内部对第一个问题的看法分歧很大；第二个问题伴随社会重大的“三农”问题而存在，最难解决；第三个问题属于教育市场发育过程中的产儿，目前可能还没有进入体制视野之内，但方兴未艾的趋势对教育公共服务既是挑战更是机遇。
说到底，这些都是穷国办大教育以及在“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历史进程中绕不过去的问题，不能简单期望在短时间内统一认识或用一种政策去解决全部问题。
义务教育阶段民办教育办学问题涉及到社会经济和教育之间的多重关系。其中，收费政策基于经济成本核算和社会公益事业性质的协调，政策界限比较可控；招生政策则有复杂的社会背景，“择校择生”本来就是资源稀缺和市场运行法则在教育的具体反映，如果我们认识现行“文化资源”在社会阶层分化中的不断升值，就能清晰明白教育竞争背后强大的社会驱动力所在了。
教育内部争议比较多地集中在义务教育阶段中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的合作问题上。从性质分析，作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主要组成部分的公办教育，毫无疑义有天生帮助民办教育发展的义务和责任。20年前社会力量办学兴起之初，各级政府就曾经探索过“转制”“承办”等形式，在校舍租赁、师资队伍建设、生均教育经费补贴等许多具体问题上予以支持，公办学校也在教育管理、课程开发等内涵建设中提供了必要的扶持。
可以说，没有这么多年公办教育的帮助，就不可能有今天蓬勃发展的民办教育，更不会有民办学校“名校”。饮水思源，民办教育也应该“反哺”公办教育了，譬如消化与推广一些优秀的国际课程、探索与提供一些有效激励措施等。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村教育事业在国家强有力的支持下迅速发展，但随着城镇化推进，农村资源建设向乡镇、县城集中，向城市大量转移，导致村落里的教育、卫生、文化乃至一些精神文明建设高地逐渐成为“盲点”。那些遍布边远村落、不能撤点、规模极小的小学教学点成为农村最基本的教育单位，学前阶段则就是私人开办的幼儿看护点。
2008年，我曾经受教育部委托调研部分地区学前教育发展问题，了解到浙江省推行拨予村中心幼儿园两个公办教师编制，以骨干带动各村学前办学点的教学，这样的机制创新切实可行值得推广。
“十三五”期间，国家提出新的精准教育扶贫目标。我认为，应该聚焦一些最基本、最普遍的问题，采取一些务实的分类指导措施，持续加大教育投入、优化教师队伍、不断创新体制机制，则是改变农村教育面貌的根本所在。
城市是中国教育资源集中的地方，随着人民群众精神消费增加，目前发达地区更多出现优质教育资源“稀缺”问题，如选择“名校”、兴起家教市场、催生各种校外教育机构等。这些新现象出现的根源相同，却在一棵树上结出了体制内外不同的果实。
我曾经调研了上海一些民营校外教育机构，发现他们集聚的教育资源有共同的“国际化”特点：引进国际先进的教育理念、采用国外流行的课程、借鉴一些新颖的教学方式。管理层和上层教育人员大多有留学及国际教育合作背景。
当然，民营校外教育机构参差不齐，还有一些功利的违规办学行为，需要政府适当的引导与规范。但从长远发展的趋势看，他们发挥资源质量优势、依托灵活的办学机制和潜在的巨大市场，终将成为公办教育机构有力的竞争与合作伙伴。“本是同根生，相助共发展”，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打破体制藩篱资源共享，应该是今后义务教育学校共同普惠民生的发展方向。
因此，政府按照“积极鼓励、大力支持、依法管理”的原则，把这些重要教育资源纳入制度设计正逢其时，学校教育与校外教育的互补融合也需要大力推进。“风物长宜放眼量”，如果我们适时占领这一资源制高点，将会更加主动地助推基础教育迈向新的多元化、国际化和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