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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或2022（历届）年6月7日早晨，接到朱开轩同志家人的电话，我急匆匆赶往医院。开轩同志是我敬重的老领导，这段时间住院，我去探望多次，每次都祈盼他的病情能有所好转。一大早接到这样的电话，心里非常不安，等到了病床前，他已与世长辞。目睹慈祥的老领导离去，心情极度悲痛。
1993年8月，我担任朱开轩同志秘书，到1998年3月他到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任职，在他身边工作了近5年时间。5年朝夕相处和后来持续的交往，让我切身感受到了开轩同志的党性修养、领导艺术及人格魅力。
一
上世纪90年代初，以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时期，科教兴国战略已成为举国共识。1993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3月，朱开轩同志就任国家教委主任、党组书记。他把大量心血放在了《纲要》的贯彻落实上。
他经常讲，事业无限、任职有限，要在有限的任期内确定有限目标，努力完成。他的思路是依“纲”施工，着力把纲要内容具体化、可操作化，分类分片推动落实。
“两基”是当时我国教育发展的重点和难点，他把自己熟悉的高教领域交给其他同志分管，自己主要精力抓“两基”。我跟他出差，大部分是到中西部贫困地区、民族地区等实施“两基”最艰难的地区。1995年8月，我随他到新疆7个国家级贫困县调研，连续一周奔波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行程1000多公里，每到一地都走乡串校摸查情况。在回京的航班上，他嘱咐我代写新闻稿，并提出了几条原则意见，其中一段话至今记忆犹新：在实施“两基”过程中，各地要处理好“普九”进度和质量的关系，“普九”进度要以全国宏观发展目标为指导，立足本地实际，积极进取，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普九”标准既不能脱离实际，人为拔高，也不能追求数量，降低质量。
“一手抓投入，一手抓舆论”，开轩同志将此视为《纲要》实施的两个重要保障因素。在教育投入上，他在任期内为争取实现《纲要》提出的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4%倾注了大量心血，但未能如愿，几成“心病”。听他爱人讲，最新或2022（历届）年3月5日，他在电视上看到温家宝总理宣布当年实现4%的时候，激情难抑，一个人在客厅站起来鼓掌。第二天，他把我叫到家里说，4%实现了是大好事，并把多年来为争取4％的相关材料拿出来，连连感慨不容易。他还说，对今后能否保住4%要有危机感，教育报刊要多呼吁。中国教育报就4%做了一组深度报道，舆论反响很好。
他一手抓《纲要》实施，一手抓依法治教。他说，《纲要》作为政策性文件，主要起指导作用，在实际执行中缺乏足够的强制力，因此，推动教育改革发展还必须借助法治手段，把党和国家关于教育改革发展的目标、方针、政策用法律形式全面巩固下来，上升为国家意志。这样不仅对教育部门，而且对全社会都具有规范作用和普遍约束力。
他在任期间推动制定了教育立法工作的总体框架，初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教育法律法规体系的基本框架，教育逐步走上了依法治教的轨道，每年制定一部大法。除早先通过的《学位条例》与《义务教育法》以外，又颁布了《教育法》《教师法》《职业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他最珍视的一张照片，是1995年3月11日八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他在国徽下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草案）》说明的情景，这张照片至今挂在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的院长墙上。
开轩同志对舆论引导有很多真知灼见。他说，报道教育热点问题要与党和政府的大政方针相一致，依法宣传教育，要讲政治、顾大局，要客观公正，分清主次，把握分寸，实事求是。对于一些成熟的、明确的改革思路和措施，要多加宣传和引导，促使社会各方面形成共识。对于改革中一些还不成熟的看法或认识，新闻舆论可以献计献策，帮助政府形成思路，促进各方面形成共识；对于工作中的浮夸冒进和弄虚作假的错误倾向，新闻舆论要给以监督批评。他高度重视对外宣传，每天阅读《中国日报》，经常通过教委新闻办的同志转达对《中国日报》上教育报道的批注，有时也会在感谢的同时指出一些表述上或数据上的问题。
开轩同志反复强调要按客观规律，按教育规律办事。他重视职业教育，尤其重视师范教育，关心教师疾苦。我随他第一次出差去的是陕西省旬邑县。当时全国出现大面积拖欠教师工资现象，他忧心忡忡，得知旬邑没有拖欠教师工资，立即赶赴那里调研。在国务院领导支持下，他持续推动，各地出台了一系列提高教师待遇的措施，问题得到有效缓解。大概是2010年春节，我到他家里拜年，看到桌子上放着教育部师范教育司全体同志签名送给他的新春贺卡，对他在任期间对师范教育工作的高度重视表示敬意。
二
作为党组书记，开轩同志非常注重发挥党组的集体领导作用。他经常说，领导班子的团结和统一，必须以思想上的一致为前提，以民主集中制原则作保障。在他的率先垂范下，国家教委领导班子之间团结合作，无论是工作关系还是个人关系都很融洽。国家教委党组会议讨论干部问题，实行党组成员无记名投票表决，当场唱票，这在国务院各部委中是走在前面的。我担任党组秘书，记得中组部的同志多次参加国家教委党组会议，给予高度评价，并推广了这一做法。
他尤其重视班子成员组织生活会，强调组织生活会不是神仙会，要有批评与自我批评，要有严肃性。我曾几次跟随他旁听直属高校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有一年，西部某直属高校领导班子换届时产生了一些矛盾，他约请该校书记、校长来京谈心，连续约谈了3次，并亲临指导和协调该校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会前，他和班子成员分别谈话，深入沟通。他不赞成在思想工作缺位的情况下，简单地用组织调整的办法解决班子问题，要求所有问题都拿到桌面上谈，原则问题不回避，是非要分清，矛盾不上交，最终依靠学校党委解决问题。那次谈话虽然主要是针对该校，但对国家教委所属高校领导班子建设具有指导意义。为此，国家教委办公厅专门将这次谈话内容整理下发各高校。这些谈话深入浅出、推心置腹、入情入理，是提高领导干部理论素养、思想素质、工作能力非常受用的学习材料。
开轩同志说，领导干部要“对上讲集中，对下讲民主”，习惯于在民主氛围下工作；要善于团结同志，包括团结同自己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一道工作。领导干部要关爱同志，多为别人着想，对受到委屈和误解的同志要加以保护，敢于讲公道话；对犯错误的同志要帮要教，不能“不教而诛”。对经过教育和帮助仍不改正，坚持闹不团结、搞无原则纠纷的情况，则要果断进行组织调整。
最近，我在学习领会毛泽东同志《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时，重温开轩同志当年谈话精神，对教育报刊社开展党建工作启示良多。
三
开轩同志在任期间，用了较大精力关注和加强机关干部队伍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廉政建设。他曾对机关干部定下了“三不”原则，即不迎送、不请吃、不收礼。他自己率先垂范，严守规则。
他每次出差，我都要先打电话与对方沟通，不让地方或学校领导迎送陪同，出行务必轻车简从。外出住宿通常是在地方或学校招待所，餐饮从简。1997年10月13日至15日，我随他到武汉大学调研校园周边环境问题。抵达当晚，湖北省负责同志与他见面，他抓住机会在饭桌上与省领导商谈解决问题的办法，饭基本没吃。随后我打着手电筒，跟他到武大校园周边实地查看，半夜才回到学校招待所。跑了几个小时，这时才感觉饥肠辘辘，学校领导买了几个包子，他开水就包子，算是一顿晚餐。那次调研后，武汉市将整治武大校园及周边环境问题作为市政府督办项目予以解决。
他对送礼收礼行为持“零容忍”态度。记得他曾在机关内部批示：“机关干部下去办事切不可接受礼品或特殊招待。我听到了地方同志反映，虽系个别，仍感不安。”有一次，我们到西部某地调研，行程结束时，当地同志在招待所给我们备了羊绒衫和特产。退房时，我告诉接待同志东西留在房间，请他们取走。没想到在机场时，送行同志把当地产的水果办了托运。我及时向他汇报，他让我回去后按照市价，委托尚未回京人员把钱垫付给当地同志，然后再用他的工资把钱还上。
在这个“三不”原则之外，他自己还坚守着另一个“三不”原则：
不题词。1997年10月，他的母校上海中学举办校庆，校方请他题词，他婉拒。儿时就读的山阳小学请他题写校名，他也写信婉拒，希望学校能够体谅。实际上，他对母校始终有一份深深的眷恋。“人生如河，学校如源，一生功名当还之于母校”。
不假公济私。逢年过节，有到家看望他的同志给他带一些土特产，第二天，他又带到办公室，嘱咐我将东西退回，并写信说明情况，表示感谢。没法退回的，他则回赠礼物，有的还要估价给钱。有一次从外地调研回来，我从机关财务领到了伙食补助，他严肃地说：“我们这次在外没有交伙食费，怎么能领这个钱，赶紧退回去。”对稿费，他极其认真细致，让我一笔笔记清楚，每月汇报一次。他本人撰写的文章稿费，多用于慰问和捐款。执笔人代为撰写的，一定要我把稿费交给执笔者本人。
不搞特殊。在国家教委任职多年，他的住房还是在北航工作时分配的，面积很小。他把多次分房机会让给其他同志。1997年搬进一套副部级干部居住面积的房子，一直住到现在。他家现在用的饭桌，还是1997年我拿他300元工资到家具市场买的。
开轩同志生活节俭，两袖清风，过的是习以为常的清贫生活，但他对党、对人民却慷慨大方，毫不吝啬。当时国家教委机关党委组织对贫困地区失学儿童捐助工作，每位领导捐助1人，但开轩同志捐助了两名儿童。嘱咐我单独找机关党委同志办理，不对外传。
听教育部机关党委同志讲，开轩同志弥留之际专门嘱托家人，留下1万元作为党费转交给党组织。
开轩同志离开了我们，但他用自己的模范行动给我们上了一次难忘的党课。
四
开轩同志是部级领导，但他为人低调谦和、真诚朴实，从不摆架子，与老师、同学、战友和许多同事建立和保持着很好的关系。
开轩同志每天上班带着老伴儿给他做的午饭。有一天中午，他参加外事活动，将自带的午饭留给我吃，我打开一看，青菜米饭，外加一点凉拌西红柿。他请保洁员把饭盒放在热水锅炉上保温，天天如此。为感谢保洁员热饭之劳，每年春节，他都要从自己工资中给保洁员一些补助。
他的高中老师唐秀颖退休后，随子女定居北京，他经常登门拜望，有时还将老人接到家里住几天。唐老师年事已高，记忆渐失不能和别人交流，有一次外出记不清回家的路，却能叫出朱开轩的名字。民警打电话到国家教委，开轩同志托工作人员把老人领到自己家。唐老师病逝后，他撰文回忆60多年的师生情谊，深切感念师恩。上海中学老校长沈亦珍先生也是开轩同志感念的师长。由于历史原因，沈校长在解放前夕移居国外直至去世，开轩同志一直引为憾事。我在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工作期间，他委托我去看望沈夫人。侨居洛杉矶的沈夫人德高望重，在当地华人社会享有崇高威望。沈夫人去世时，开轩同志送上花圈，委托我前去参加了悼念仪式。
在同学遇到困难时，他总是竭力予以帮助。去年有一天，我去探望他，当时他正在家里与老同学通电话，说的是他们3名老同学，每月各从退休金中拿出一部分，凑起来接济班上另一名经济困难的同学。
他在北航工作时，与很多功勋卓著的科研人员建立了深厚友情。当国家教委主任时，每逢春节都要去给这些科研功臣和遗孀拜年。住在北航期间，他嘱咐司机在校园里不可鸣笛，遇到步行的老师就在后面缓缓行驶。
五
在开轩同志身边工作期间，他对我既有严格要求，又有温馨关爱。记得我刚任秘书时，他递给我一个文件夹，打开一看，发现里面是秘书工作纪律准则和中央有关规定。后来知道，那是他对秘书的“约法三章”，也是每任秘书都要接受的例行教育。第一次跟他到陕西出差，是我头一回坐飞机，一路上他倒成了“秘书”，给我讲怎么办登机牌、乘机注意事项等。2002年，我到驻美领馆工作，临行前，他把自己平时舍不得穿的一件风衣送给了我，并对我在新的岗位工作提出了高要求。
我到教育报刊社任职时，他特意把我叫到家里嘱咐两点：一是教育部领导非常重视新闻宣传工作，报刊社很重要，要为部党组分忧；二是报纸上的文章还是有些长了，要短一点、活泼一点。他在任时曾推动中国教育报社、教育杂志社、神州学人杂志社的合并，并为中国教育报刊社大楼揭牌，着力解决报刊社改革发展面临的难题，是报刊社事业发展的重要推动者之一。
在开轩同志身边工作的5年，是我在严谨的环境中熏陶成长的5年。点点滴滴的言传身教令人难以忘却，成为我一生中值得珍藏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