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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一起偶然的杀人案件，经过短暂的沉寂后，还是让涉事院校成为舆论聚焦的对象。
在舆论场里，在校大学生的标签一直都比较显眼。只要大学校园发生重大刑事案件，舆论的关注度就居高不下。川师大案发生后，从最初单纯的案件信息分析，经过众多网友的“众筹式联想”，案件的广度很快被延伸开来：有人批评大学宿舍的室友关系，有人批评当下的高校宿舍管理，有人批评辅导员制度，还有人批评高校心理教育、生命教育以及学校安全保卫机制……
痛定固然需要思痛，只是反思的范围要有个限度。过度的反思，看似有其道理，实则加重了公众的思想负担。显然，这样的担忧有点过度了。
大学生活的集体性质，决定了同窗数载要和室友朝夕相处。同学之间友谊纯洁，在于他们之间很少利益竞争。利害冲突少，造就的“室友情结”能够长期维系下去。当然，世上没有事情是绝对的。在校大学生室友间的冲突，个别时候也可能演变为伤害事件。比如，十几年前云南大学的马加爵事件，以及前几年的复旦大学投毒案。不过，全国2000多所高校，十几年来震惊全国的同室操戈事件屈指可数。如何看待极个别的极端案件，是让在校生就此人人自危，夜里睡觉都怕出现意外，还是从中懂得彼此相互尊重的重要性，更加注重寝室关系的融洽，这显然是两条截然不同的思考路径。适当的解读，有助于提高在校大学生的安全意识，明白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过度的解读，呈现的则是心造的幻影，而这样的幻影一旦不能尽快摆脱，可能影响更多人的心理健康。
每次出现校园恶性案件，总有人把悲剧的原因往辅导员身上联想，因而这个群体也成了舆论批评的对象。一般来说，一个辅导员联系一个专业一个年级的学生。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再敬业的辅导员也很难和每个学生成为知心朋友。学生出了事，学生工作需要反思，只是辅导员不是算命先生，很难预先研判到恶性事件的发生。若就此批评辅导员制度，未免过于牵强了。
反思变成批判，批判容易上纲上线，这样的思维定式，在校园案件中也具有普遍性。就川师大案来说，一个学生杀了同学，喜欢从管理制度角度反思的网友，自然不肯把偶然的事件从制度漏洞中给剥离出来，对宿舍管理、安全保卫制度以及课程设置，提出了诸多批评。不可否认，任何制度都无法做到万无一失。制度的宏观性约束，也无法让微观层面的问题全部被剿灭于萌芽状态。既然如此，我们又如何指望学校的管理制度能杜绝一切意外事件的发生呢？
校园恶性事件发生后，高校管理者从中多做一些反思和自省是必要的，但反思和自省要区分具体的案件和普遍的现象。如果把个别的、具体的案件当成了普遍性、常规性的现象，显然犯了逻辑上的错误。客观而论，川师案也不过是个案，不具有代表意义，反思可以但不必过度解读。
渲染“室友矛盾”的现象，在于公众对案件的了解比较有限。有限的事实、丰富的想象和惯性的思维，成就了“谢室友不杀之恩”之类幽默调侃。幽默的调侃，在某些时候被还原成普遍的危机感，造成了情不自禁的过度解读。看来，要避免类似的过度解读，开展相应的舆论素养教育是多么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