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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或2022（历届）年贵州教师涨工资最新消息,贵州乡村教师支持计划生活补助政策和标准
在3月11日的全国政协的记者会上，政协委员俞敏洪提出，为了促进城乡教育公平，让农村教师留在农村，他们的工资应该比城市教师高20%-30%，在此之前，政协委员葛剑雄也认为农村教师流失的主要原因是农村教师的工资太低，应该比现在有成倍的提高。农村教师的工资应该大幅上涨吗?
农村教师涨工资合情合理
1、农村教师的工资确实收入低
在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我国提出，“教育系统平均工资要居于社会行业中等偏上水平”，而这一目标至今未能实现。1993—2002年，国民经济行业共划分为16个，中小学教育行业工资在多数年份位于第10～14位;到了2003年以后，国民经济行业重新划分为19个，这一阶段中小学教师行业工资则在多数年份位于第10～16位，总之一直处于中等偏下的水平。
而众所周知的是，我国城市教师的工资水平普遍高于农村教师，以此推断，农村教师的收入水平与其他行业相比则会更低。最新或2022（历届）年，华中师范大学雷万鹏教授的调研结果显示，超过3/4的农村教学点教师年收入低于3万元。另一位杭州师范大学的研究者容中逵则发现，最新或2022（历届）年，在四川、河北的农村教师中，月薪低于2500元的比例分别为81.4%、89.8%，而当年四川省城镇职工的月平均工资为3160元，河北省为3014元，即使以月薪2500元来计算，这两省的农村教师的月薪也远远低于同省城市平均水平。
最新或2022（历届）年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最新或2022（历届）年》指出，完美的教师年龄结构应该是“倒U型”，即以30~50岁年龄段的教师居多，但在农村，30岁以下教师已经达到34.3%，约占三分之一，50岁以上的教师却还有22.75%，“中年塌陷”问题十分严重。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就是，由于农村教师收入低，壮年男性宁愿出去打工，也不愿意在农村当教师。
2、留住农村教师并不需要很高的价格
针对农村教师流失的现象，葛剑雄表示，应该成倍的增加农村教师的工资收入，“什么时候这个待遇引起其他人的嫉妒了，什么时候这个目的才是真正的达到了”。
实际上，最新或2022（历届）年，《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最新或2022（历届）年》的负责人邬志辉针对国内多所211、省属重点和省属一般师范院校的毕业生愿意去农村的医院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毕业生对待遇的期望是第一考虑因素，初期月工资达到3001～4000元时，就有79.4%的受访大学生表示愿意去农村任教;如果工资达到4001～5000元，88.07%的大学生都愿意下到农村。而根据测算，如果让所有农村地区教师都能达到他们所期望的工资收入，国家需要投入260亿元～750亿元的资金，投入这些资金，将很好地稳定农村教师队伍。而最新或2022（历届）年，我国财政收入超过了14万亿元，是否有空间可以从中拨出几百亿资金用于农村教育，主政者确实应该好好考虑。
3、从国外的经验来看，提高教师待遇确实可以挽留教师
和中国一样，发达国家也面临着农村义务教育教师短缺的问题，也认为低工资是吸引挽留农村基础教育阶段合格教师的主要障碍。各国除了增加教师工资外，还纷纷采取其他措施，挽留教师。在美国，教师所在的学区还会提供一系列奖金、住房补助、学费补助、减免税收，并提供教师进修奖金。各学校和农村社区还会邀请教师参与社区活动和文化项目，帮助教师融入学区。
澳大利亚各州提供的条件则更为优惠，包括优厚的年薪、带薪假期、减免交通费用、以及提供免费住房等。在教师考评上，澳大利亚采取计分制，在条件优越的地区任教计1分，在较差的地方任教计2分，而恶劣地区任教计8分。分数高的教师在干满3年后，可以申请调往条件好的地方任教。而且，澳大利亚为那些长期在农村教学的教师子女给予升学优惠，其目的就是使农村教师安心工作。
总之，这些国家都渐渐摸索出了一套成熟的机制，吸引和稳定了农村从事义务教育的教师。
想让农村教师普遍对收入感到满意，不合理的职称制度亟待改变
1、现行教师职称制度，让农村教师收入低成为必然
目前，我国教师工资由基本工资、薪级工资、绩效工资、津贴工资组成，最新或2022（历届）年开始的中小学教师职称改革，把中小学教师的职称等级从低到高依次为三级教师、二级教师、一级教师、高级教师和正高级教师。而教师的基本工资、薪级工资和绩效工资都与职称挂钩。教师职称制度于1986年建立，目的是为了促进教师工作的积极性，但目前的作用却越来越负面，直接影响到农村教师的工资收入和人员流动性。而在当前的职称评定体系中，不同层级的学校能够得到的中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比例不同，农村学校因为办学水平较低，能获得的高级职称的比例也相应较少。
2008年《国家教育督导报告》显示，2007年，全国小学中高级职务教师所占比例为48.2%，但农村低于城市9.5个百分点以上;贵州、陕西农村小学中具有高级职务的教师所占比例均低于30%，低于城市15个百分点以上。而全国初中中高级职务教师所占比例为 48.7%，低于城市19.2个百分点，甘肃、贵州、陕西三省中农村初中中高级职务教师所占比例均低于30%，低于城市25个百分点以上。 而前述《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最新或2022（历届）年》也有相同的结论。
最新或2022（历届）年教师工资改革方案最新消息：教师工资标准如何衡量
湖南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彭渤此前在自己的一篇博文中，专门对高校教师的“工分制”作了论述。在博文中，彭渤直言，“工分制”损毁了教师的劳动。
“教学是个良心活，科研也需要精益求精。把教学和科研都简单量化成了‘工分’，一方面是对一些教师劳动的损毁，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大学里的浮躁。教师难以静心，教学、科研都为挣‘工分’而浮躁。”他说。
此外，“工分制”也在无形之中诱导了大学进行成本核算。而为了提高单个课时的酬金，教师会大量压缩投入成本高的课程的教学课时，如实验、野外实习等课程，这也直接影响教学质量。彭渤坦言：“在‘工分制’的模式下，要求大学选择最好的教师上好每一门课，基本不可能实现。如此一来，学生便成了最直接的受害者。”
事实上，对于“工分制”的这种质疑早在多年前就已经出现。
比如在2010年，北京大学法学院就曾宣布绩效工资分配方案，教师工资将按工作量分配。根据此方案，如果一名教授没有在“核心刊物”发表论文，拿到的绩效工资可能不如一名刚参加工作的行政人员。
而此方案刚一公布，便遭到学院多位教授的反对，反对者的主要意见是：“真正的学术水平与发表论文的数量以及与是否发表在所谓‘核心刊物’上毫无关系。”有校外学者更是针对此事直言，别把大学办成养鸡场，以为给了饲料就得下蛋。
“在高校管理的初级阶段，高校内部各种机制尚不健全，用这种‘绩效’方式加强管理是有必要的，但如果高校管理走上正轨，教师的责任心也慢慢加强以后，这种初级性质的管理还是否合适，是否应慢慢放开，给教师更多自主权，其实值得探讨。”采访中，陈建新说。
“奖优”与“罚劣”
彭渤那篇抨击高校“工分制”的博文，其实是有一定争议性的。比如在博文的评论中，有人便指出：“大学里有这么多教师，且工作类别相差巨大，如果不用‘工分’，你有什么更好的评价和考核方法吗?”彭渤对此的回答是：“我没有资格提出评价意见和考核方法。这是管理者的事情。”
那么，管理者又该如何考虑这个问题呢?
几年前，彭渤曾先后在澳大利亚和丹麦学习和工作多年。他发现在国外高校，一个岗位是有一份相对固定的收入的。教师在某个岗位就要履行岗位规定的权利和义务，高校则有义务对其工资进行保障。如果教师没有履行好自己的职责，高校可以通过规定程序对其解聘。
“概括地说，我们的制度是一种简单数量化的‘奖优’，即‘多劳多得’，而国外高校通行的则是在严格制度保障下的‘罚劣’。相对而言，国外的制度可以保障教学科研人员在‘不偷懒’的前提下，有一个安心工作的大环境。”彭渤说。
事实上，这种“罚劣”的制度有些类似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高校曾普遍实行的“固定工资制”。正是站在这个角度上，冯大诚坦言，很多高校目前在采用的“工分制”其实是一种历史的倒退。
“纵观世界各国高校，将教师工资与工作‘绩效’简单挂钩的可能也只有我们。”冯大诚说，这种模式说到底，其实就是企业管理中的“泰勒制”模式。这种诞生于上世纪初的管理模式，便是通过差别计件工资的形式，调动工人积极性，从而提高每个单位劳动的产量。
“需要注意的是，‘泰勒制’模式只适合管理简单劳动状态，而高校教学和科研是件极其复杂的工作，这种模式怎么可能适合呢?”冯大诚说。
被管理者需得到尊重
虽然建议国内高校向西方学习，但对于“罚劣”制度能否真的在国内落地生根，彭渤很是怀疑。
“我们在行政管理层面还有太多的问题需要解决，而之前很多好的改革最终也都不了了之。这说明在推动改革方面，我们首先要做的是管理者的自我改革。”他说。
从2008年开始，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教授高抒，已经连续7年在全国两会上提交有关高校薪资改革的建议和提案。在他看来，在包括薪资在内的高校管理层面，我们的管理者其实缺乏对被管理者的尊重。
“每个员工在机构中的位置和作用不同，所以用一刀切的方式肯定是不公正的。”高抒说，而在不当的指标下，人们感受到的压力不同，有些人必定是受害者，另一些人则会采用蒙混过关的方法应对。“你要求数量，我就降低质量标准，乃至弄虚作假。”对此，管理层又可以严查每个人、抓“不当学术行为典型”来应对。如此，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形成恶性循环，产出好成果的可能性就越来越下降了。“不幸的是，这种状况正是我们许多机构的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