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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科夫的短篇小说以其高度简洁的抒情艺术和文短气长的幽默笔法，在俄国文学史上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占据着无可替代的地位。
我最喜欢他的作品就是《变色龙》 ，小说通过一个富于戏剧性的街头场面，成功的塑造了一个寡廉鲜耻、欺下媚上的‘变色龙’的典型形象。
自然界的变色龙为了更好地生存，才会随着环境的改变而颜色发生变化。原本没有什么感情色彩的词语，在契科夫的作品中，却成为了贬义词！
有种""变色龙""却是伟大的！
当面不说背后再说，生前不说死后再说；这样的两面三刀，口是心非，历来都是贬义。
但是诚实无欺，固然是应该坚持的准则，可加入深处古代的君王之侧，想要生存下去，除了不必非那么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即如司马迁，假如当时不急于当众表达自己对李陵的不同看法，也许就不至于遭受宫刑的摧残了。
讲真话，是一种很好的品质，但在古代的宫廷，却也是一种很危险的品质。
历史学家更应该讲真话，但是压迫历史学家讲假话的实力远比历史学家本身所能承载的极限要大得多。
这个时候，似乎也不妨来一个两面派的应对，表面歌功颂德，暗地里则保存真实记录。生前不便发布，等死后再让被掩蔽的真相公诸于世。
拜占庭时期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是普罗科皮乌斯，他就是个典型的两面派，此公生于500，死于565年。他曾在拜占庭帝国的军事统帅贝利撒手下做过幕僚，亲自经历了查士丁尼皇帝时期的许多重大事件。550年他出版了《查士丁尼战争史》，以后又写成了一部名为《秘史》的著作。前者极尽歌功颂德，后者则客观辛辣，毫不留情。
但看前者，在查士丁尼皇帝是英明神武，光彩照人；可是，普罗科皮乌斯的史家良心使其不甘心只把这样片面的印象传导给读者，于是他又冒着一些风险秘密写成了《秘史》，将查士丁尼等人的丑态一一展示给世人。
他揭露了查士丁尼残忍狡诈，专权无道。他揭露了查士丁尼腐败无能，听信谗言，他说这位皇帝对人从来都缺乏真诚，经常口是心非，虽然诡计多端，可又极易上当受骗，其品行是愚蠢与邪恶的混合。
这倒让我想起了我们的首任国家主席的保健医生们，凡是在国内养老的，提到红太阳的点点滴滴，总是极尽歌颂之能事；但那个伴随红太阳最多年的李志绥，尽管也曾任305医院院长，级别也为军级，但一旦出国定居，则忽然对自己侍奉了20多年的对象大张挞伐。
这其中或许有不尽不实，但也与其从前20多年被迫伪装恭顺的压抑有相当大的关系吧。
同一个人，拥有不同面孔，好坏需要自己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