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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岳父在辽宁省开原县大孙台出生于1921年，身高178CM。相貌普通，但着实健壮，直到现在身体依然硬朗。爸爸是个为人憨厚老实的人，他在建国前夕参加革命工作。现在由于年岁高，除了在体态上稍有猫腰外并没有其他大碍，一生从未打过吊针，身体康健。
爸爸在七岁时他的父亲因病无钱治疗离开了他，十三岁时妈妈患上中风病，确还是无钱治疗，终因积郁双目失明，幼小的他就开始东家一口，西家一口讨饭供养母亲的生活。母亲炕上拉尿，要得饭回来先倒尿盆，后再引火热饭。娘俩相依为命，炕上铺着破炕席，直扎脚，没有褥子娘俩盖个破被子，十五岁那年不幸的又走了妈妈，妈妈走的情景他老人家至今记得十分清楚。睡觉醒来叫妈妈没动静，摸身上冰凉，从被窝爬出来，哭着招呼邻居婶娘大娘来作伴，在婶娘大娘大爷的帮助下安葬了母亲。二老就这样先后撒手人寰了。于是爸爸就成了一个孤儿，开始了流浪生涯。
在那个年代因世代为贫农，只能眼睁睁看着那些富人子弟坐在学堂，或是私塾读书。就是靠近了学堂也会被赶走。更加之身无分文靠要饭糊口，最终还是不能读书。过年了！富人家张灯结彩。身着锦缎，欢天喜地，鞭炮炸响。爸爸穿着露着脚指的鞋子，身着露着窟窿的更生布缝制的灰色极少棉絮的所谓棉袄。抿着怀腰间系着根麻绳，投奔白泉的大户本家。扛大活一干就是十多年，在这段岁月里，放过猪，放过牛，下地耕种农田。东家还好一年下来给了五元钱，一双小靰鞡。总算是身有着落。吃的也算好些，高粱米饭，窝头咸菜白菜汤。比起要饭，有上顿没下顿不知好了多少倍。饭馊了放点碱，菜酸了放点碱，饮饥挨饿，狼吞虎咽那情景他至今还记着。
在扛大活期间，也就是十几年满洲国时期，十九岁那年，被日本人抓去当劳工，修公路。身担土篮从天不亮干到太阳落山，两碗小米粥，两条咸的小青鱼。一天吃不饱。饿了向日本人要，日本人说：“什么饿的有，一斤八两的给，死啦，死啦。”有的劳工干不动了日本人就用藤条朝着劳工的头上抽。“你的吧里吧里快快。”身上也免不了落下几道疤痕。
扛了十多年大活，被抓当了六个月的劳工直到八路军来了。在农民会工作一年，一九四九年，爸爸在七月份加入了西安县工务段白泉养路工区工作。入路后，在工区工作条件十分艰苦。没有机械，就是靠人扛人抬，铺石渣，卧枕木，铺钢轨，打洋镐，打道钉。一条条铁路线延伸着。四梅线见证了历史。他先后工作在辽源工务段，梅河口工务段，吉林工务段，舒兰工务段。家就随着几次搬迁。
在工务段期间，他无数次转勤，先后干过线路工，巡道工，道口看守工。探伤工。每一次工作的调整，他总是认真对待。饱经风霜的老人，儿女七个，现在全家人都到齐了三十几口，儿孙满堂。长眠在青松翠柏下的妈妈会祝福着他老人家。爸爸生活无忧无虑，生活有规律每天六点三十分收听新闻和天气预报。中午听平书，晚间看电视。爸爸最爱看东北二人转，经常给我讲西厢记，冯奎卖妻，马前泼水，一天闲暇时间约上邻里几个老姐妹一起打扑克，玩升级。说着过去的故事，说着说着就挨抠了，不服接着打。有时楼上王伯下来他准开笑话，王老臭接我班看道口。
爸爸一生不识几个大字，可就是凭借着吃苦耐劳，虚心讨教硬是掌握了工务基本知识。当上了一等工，爸爸有句话：“我这辈子没念过书，不让儿女们不念书。”现在大哥也是花甲之年，仍工作在高铁的建设队伍中，担当工程重要的监理职务。一年回不了家，当爸爸九十岁生日那天，千里迢迢回来为老人家拜寿后就匆忙的赶回工地去了。听大哥说现在的工地是现代化的施工机械进度快着呢！
爸爸与党的岁数同龄，祝愿父亲如青松不老，脚步更加轻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