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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一词，其实包含了极丰富的内容，在不同地区，不同时代，不同历史背景下对“命运”有不同解释。文明古国如中国、巴比伦、希腊等无不在其学术思想和宗教上表现出其对“命运”的好奇。
执掌着人类的命运者，可归纳为二，一是在人，一是在天。这两种说法始于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其中两个派别，一为儒家，一为墨家。虽然二者出现时间相近，在中国的学术思想上同样重要，然而所发展出的却是两套完全相违背的理论。儒家有所谓的“命”，现实生活中无论生死、贫富、祸福、是非等皆非人力所能作主，此皆受之于“命”。故《论语》中有云：“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由此说明了人的祸福皆有其主宰，然而这并不是要人归于怠惰，而是要“尽命之正道而处”，顺其天命而行。墨子对“命运”的看法跟儒家相反，针对现实状况而提出“非命”，墨子说：“王公大人能强力从事，则刑政必治；农夫妇人能强力从事，则人人必得温饱。”
这便说明了贫富、饥饱、寒暖皆决定于人们努力的成果，故墨子的“非命”，其实说明了人的命运是由自己主宰，就算有着一些客观的因素如天灾等，可能会影响到人，人仍有能操控命运的能力，这就是“人定胜天”。在宗教信仰方面，在中国发展了多年的佛教以及来自西方的基督教对“命运”亦有不同的见解。佛教所说的命运，是一种因果关系，种其善因，便可得到善果，故佛家在这方面是表现出命运是由人自取、执掌的道理。反之基督教则认为万事万物皆为天主主宰，冥冥中自有上帝来安排，故信徒在困难、沮丧时会祷求天主指引。命运之说因历史背景及时代之需要而产生。
这亦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处世态度，认为命运由人自己执掌者是积极处世的，认为命运在天者则是消极避世的。其消极避世的思想实源自对未来的盼望，对命运的期待，人们在逆境中会自自然然地将错误归咎于天，同时又要向天作出期望，希望明天会更好。因此李白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实是其失意时的自勉之词，命运在天之说实乃失败者逃避现实的借口。命运实握于自己手里，试问成功者有谁没有努力过而只会听天由命的？秦王嬴政的扫灭六国，发明家爱迪生的各项发明都不是坐着待着便会因天道循环而成功的。守株待兔的故事不正告诉我们，只有努力才能成功吗？努力是因，成功是果，故我们的命运确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现今社会发展一日千里，“命运在天”的避世思想已不适用，故综合墨家和佛家之说，成功靠打拼，人们要掌握自己的命运，不应怨天尤人，自身甚至是整个社会才会有发展的机会。
在这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时代，消极避世者会给淘汰，日美等国所以强大，盖茨所以富有，甚或诺贝尔奖的得主，哪位是将自己的前途，命运交托于上天的？只有自身的努力，才是成功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