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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日抗战胜利纪念日手抄报图片与内容：牢记血泪历史
对于中国抗战胜利纪念日到底定在哪一天最好历来是个争论。在香港，这一天是8月15日，在大陆则是以日本对同盟国各国递交降书的那一天——9月3日为纪念日。
如今这个节日有些淡化，许多人不知道我国有这么一个节日。这是不应当的。八年抗战是艰难的，我们牺牲了无数的同胞，以他们的热血才换来了今日的和平。我们作为新时代青少年，应该牢记这些血泪历史，了解和平生活得来的不易，以此来激励自己。
抗日战争(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国际上称作第二次中日战争(Second Sino-Japanese War)，是指20世纪中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一场民族性的全面战争。从1937年七七事变国民政府发表《告全体将士书》至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结束，历时八年，被称为八年抗战、或简称抗战。
1931年，侵华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完全侵占中国东北，并成立伪满洲国，此后陆续在华北、上海等地挑起战争冲突，国民政府则采取妥协政策避免冲突扩大。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附近挑起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
在战争初期，中国投入大量军队以遏制日军的进攻;随后交战双方即转入相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力量逐渐发展壮大，1941年12月7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美国的罗斯福政府正式对日宣战，中国战场成为二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简称)的主战场之一。
1945年8月15日，日本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对中国造成了巨大的人员和财产损失，但战争过程中民众的国家观念得到了增强，战争的胜利极大的提高了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
历史渊源
在中日两国关系史上，有着几千年的友好交往。除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有徐福率数千童男童女东渡日本的记载外，公元7世纪，日本先后18次派遣使节、留学生、学问僧人来中国，学习唐代中国的政治制度、生产方式和中国文化，形成了持续 200多年之久的中日友好交流的高潮。公元1368年，明代中国建立，在强大的明朝加强睦邻友好关系的时刻，日本为解决国内经济困难，发展对华贸易，专门派遣使臣来中国，甘愿做中国的属藩，以获得同明代中国的“勘合贸易”权益。但是，随着1868年明治维新后国力的迅速强大，日本逐步踏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便是其对外扩张侵略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这次战争是日本的对外扩张政策、日中两国国力的悬殊对比以及国际社会绥靖主义政策等多种因素作用的后果。
日本对外扩张政策
主词条：明治维新
日本对外扩张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至德川幕府末期，其重要代表人物有本多利明、佐藤信渊和吉田松阴等。其中，本多利明在1798年所著的《经世秘策》一书中指出：日本国土有限，物产不丰，难以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的需要。日本的出路只有效法西方殖民主义者，从事海外贸易和殖民事业。继本多利明之后，佐藤信渊在1823年所著的《宇内混同秘策》等书中进一步提出：“皇大御国，乃大地最初成立之国，为世界万国之根本，故其根本确立之时，则世界悉为郡县，万国君长皆为臣仆。”主张以日本神道来“宇内混同”(即统一世界)。提出先从进攻满洲开始，随后征伐支那，并论述了“攻取”中国的方法、步骤，甚至出兵顺序和作战分工。断言“只要支那入我版图，其他如西域、暹罗、印度等国渐慕其德，并畏其威，必将隶为臣仆。故由皇国统一万国，并非难事”。随后，吉田松阴在1858年所著的《幽囚录》中又提出了“垦虾夷，收琉球，取朝鲜，拉满洲，压支那，临印度”的狂妄设想，并具体提出了“收满洲逼俄国，并朝鲜窥清国，取南洋袭印度，宜择三者之中易为者而先为之”的战略选择。本多利明、佐藤信渊、吉田松阴等人的主张，是日本近代对外扩张的“大陆政策”的思想基础。
上述扩张思想，得到了相当数量的日本民众的呼应。1715年，日本上演了一部由近松门左卫门编剧的大型戏剧《国姓爷合战》，此剧荒唐地演绎出日本武士开进明代中国国都南京，在中国国土上建立了日本人的王国。而这样一部浸润着强烈侵华欲望的戏剧，连续3年上演不衰，受到了日本民众空前未有的欢迎，从而鲜明地暴露出日本民众的侵华欲望和心态。
德川幕府末期出现的扩张思想和民众心态，不久便成为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的国策依据。1868年3月14日，刚成立的明治政府在其公布的《五条誓文》(即施政纲领)和以天皇名义发表的《宸翰》(即御笔信)中即宣称：“朕安抚尔等亿兆，终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置天下于富岳(即富士山)之安”。随后，经明治政府统治层的进一步阐发，形成了近代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基本国策——“大陆政策”。
在1890年12月的日本第一届帝国会议上，内阁首相山县有朋发表的施政演说中宣称：“盖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曰防守主权线，不容他人侵害;二曰保护利益线，不失形胜地位。何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土是也;何谓利益线?同我主权线安全紧密相关之区域是也。”据此，山县有朋明确提出要夺取朝鲜，进而进犯中国。山县有朋的“主权线”、“利益线”理论，是对日本“大陆政策”的第一次明确说明和界定，是日本“大陆政策”形成的重要标志。
继山县有朋之后，日本军国主义御用文人德富苏峰、中岛端和洒卷贞一郎又分别提出了“大日本膨胀论”和“支那分割论”。1894年，德富苏峰在其《大日本膨胀论》一书中指出，日本人口在膨胀，日本国土也要膨胀。公然提出，立即对中国开战是膨胀的日本进行膨胀活动的好机会，提醒日本当权的政治家不要错过良机。1911年和1913年，中岛端和洒卷贞一郎又先后在其《支那分割之命运》和《支那分割论》中，断言中国不可避免地被分割，鼓吹在中国被分割时的日本的责任在于独占中国，由日本负责中国所留下的遗产。
在日本侵略扩张思想、理论和政策形成过程中，日本政府便不断把这一思想、理论和政策付诸战争行为。同时又反过来把战争行为中获得的利益，用来印证其侵略扩张的思想、理论和政策。使其侵略扩张思想、理论和政策与侵略战争行为形成互动，演绎出不断扩大的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于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政府在对外侵略扩张的进程中留下了以下历史记录。
1927年，中国国民革命迅速发展，日本一面策划“满蒙”独立，一面出兵济南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内阁在东京召开有外务省、陆海军省、参谋本部、关东军及有关中国问题专家等人参加的“东方会议”，决定了《对华政策纲领》。《纲领》认定：满蒙地区特别是东北三省与日本“有重大的利害关系”，日本决心负起“特殊的责任”，“使之成为国内外人士安居的地方”。《纲领》还决定，日本将采取包括使用武力在内的一切手段，来维护并进一步扩张其在满蒙特别是东三省的权益。随后，日本首相田中又向天皇上奏了《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的秘密奏折(即《田中奏折》)，明确提出了“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扩张总战略蓝图。《对华政策纲领》和《田中奏折》的出笼，标志着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不可避免。[16]
日中国力的悬殊对比
国力主要表现在政治组织力、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等方面。
1、日中政治组织力的对比
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结束了幕府和列藩专制的封建割据，确立起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并逐渐演变为近代天皇制军事法西斯专政。
1868年4月，日本废除神祗官，改设太政官(相当于总理大臣)，在太政官之下，设有议政(立法)、行政、刑法(司法)三官，在形式上采用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体“三权分立”的模式。633年7月，明确规定天皇亲临“总裁万机”。1870至633年，完成“废藩置县”。废除260余藩，设3府72县(1888年合并为3府42县)。府县之下为小区、大区，大小区之下有镇村。至此，日本的中央集权体制基本形成。1885年，日本又废除太政官制度，采用内阁制，即由总理大臣(首相)和国家大臣组成直属于天皇的内阁。1889年，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即明治宪法)。宪法更加明确地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天皇为国家之元首，总揽统治权”。从而进一步确立了以天皇为元首的高度集权。在此前后，日本又先后公布《户籍法》、《民法决议》、《皇国民法暂行规则》和《民法暂行规则》，并确立民众为天皇的“臣民”，把民众的义务法律化。随后，日本又确立了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军部在日本政府的地位逐步加强。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下，当对外战争成为国家行为时，十分容易实现对军队和民众的动员和组织。
反观中国，国家政治组织力明显弱于日本。
日本明治元年，为中国清朝同治七年，皇帝载淳仅13岁，国家实权操纵在保守的慈禧集团手中。后又经光绪、宣统两朝，但暮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始终顽固地阻碍着中国政治发展，使中国大大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在这几十年中，不仅人民因国家的衰朽承担着贫困、痛苦，而且国家也因落后多次遭到列强的侵略和宰割。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起了现代国家中华民国，但革命的成果很快落于北洋军阀集团手中。长期的政争、混战成为这一时期中国的特殊政治。在这种状况下，国家缺乏应有的政治组织力。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以孙中山五权分立的理论为依据，确立了五院制的中央政体，并着手对地方和基层政权进行改革。但未等南京国民政府现代国家的政治体制健全，日本便于1931年开始了对中国的侵略，中断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进程。这样，中国的国家政治组织力明显弱于日本。[16]
2、日中经济实力的对比
幕府末年和明治初年，日本的社会经济仍然很落后，资本主义家庭劳动在日本社会经济中仍占优势，工业生产远落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后。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明治政府提出和实施了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殖产兴业”政策和产业革命。在这一过程中，明治政府通过依靠国家政权的力量，多渠道筹集资金和引进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技术，促进了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1870年至1885年的短短15年时间里，便初步完成了资本主义工业化，使日本从一个封建的农业国变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工业国。随后，日本又通过一系列对外战争获得了大量的战争赔款，为日本资本主义发展注入了大量的资金，从而进一步促进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1937年，日本的军事工业也大步发展，重炮、坦克、战机、军舰等均能大规模生产。
反观中国，由于长期受封建主义压迫和帝国主义剥削，经济发展十分缓慢。到1937年，现代工业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比重不到10%，钢产量为4万吨，生铁产量为95.9万吨(含东北)，煤产量为2800万吨，石油产量为1.31万吨。而农业经济更为落后，农业动力几乎全部依靠人力、畜力。这种工农业基础，使中国军事工业也十分落后。到1931年，除能生产轻武器和小口径火炮外，其他大型武器装备均不能制造。[16]
3、日中军事实力的对比
明治维新后，日本即在“富国强兵”政策指导下，开始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兵制为楷模，大力组建新式军队和改革军制。其间，改组兵部省，设陆军部和海军部主掌军事，改封建武士团为常备军，实行征兵制。
与此同时，随着军事工业的发展，日本军队的军事装备日趋精良。自近代以来，日本的军事工业在整个工业中就一直占有很重要的位置。1890年以前，日本即建有了东京炮兵工厂、大阪炮兵工厂、横须贺海军工厂、石川岛造船厂、川崎造船厂、三菱造船厂等大型军事工业，各类大小口径的野炮、山炮、加浓炮、水雷均能制造。1892年，已能自行建造大型全钢舰。随着20世纪二三十年代基础工业、重工业、化学工业、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日本的军事工业得到进一步发展，重炮、坦克、飞机、军舰等都能大规模生产。1931年夏，用国产武器装备的机械化兵团开始建立起来。同年9月，日本已具有了制造重型轰炸机、各种船舰及化学武器的能力。
由于军事工业落后，中国的武器制造能力低下，至抗日战争前夕，只能制造步枪、轻机枪等轻武器，所有重武器均依赖外购，这就造成中国军队军事装备简陋。[16]
国际环境
随着现代世界秩序的建立，世界大国、大国集团和国际组织只要愿意，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制止某一国家对其他主权国家的侵略。但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且先后加入国际联盟、九国公约组织和非战公约组织等国际组织的中国，在遭受日本侵略之际，世界大国、大国集团和国际组织居然多采取了“不干涉”的绥靖政策，从而在客观上起到了放纵日本对中国侵略的作用。
国际社会在日本侵略中国之际采取绥靖政策的原因主要是：
第一，日本本身是一个强国、大国，与其他大国、强国有着盘根错结的经济、政治利益关系。在经济方面，日本与各大国均有较紧密的联系，是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在政治方面，日本同主要西方国家的国家制度、意识形态相同，对付社会主义苏联是他们的共同战略利益。
第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影响。1929至1933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沉重打击了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国家都处在集中精力解决由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国内事务方面，无暇顾及其他，在世界有事之际，相继采取中立政策。
第三，国际组织实际上是由大国、强国支配的。而日本本身是一个大国、强国，在相关的国际组织中有着重要地位和重要影响，这样，国际组织就很难做出不利于日本的裁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