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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有关中小学语文教材的争论成为热点话题。给语文教材找错误、批判语文课文“教材体”、保卫鲁迅，还有民国语文课本的升温，都反映了公众对语文教材的期待。
2001年，国家对基础教育进行课程改革，随后放开了教材编写权。各家出版社组织编写的教材经过教育部审核，就可以供全国各地选用。目前小学语文教材使用最多、争议最大的就出自人民教育出版社，此外还有苏教版、北师大版、湘教版、鄂教版等。
版本越来越多的教材，是否真正满足了公众期待?不尽然。比如，《收获》杂志社副编审、作家叶开就曾认为，小学教材里的很多课文都很糟糕，充满了干瘪的说教和假大空的情感。
我在教学中也发现课本存在不少知识性错误、观念滞后的情况。比如，人教版语文教科书二年级下册，有一篇题为《爱迪生救妈妈》的课文。文章讲述了爱迪生7岁时，妈妈突然患了急性阑尾炎。医生做手术时发现灯光太暗，爱迪生急中生智，利用镜子反光的原理，使医生圆满完成了手术。但这件事不可能发生在7 岁的爱迪生身上。世界上最早的阑尾炎手术进行于1886年，此时爱迪生已经是40岁的已婚男人了。美国人并不知道爱迪生这样救过妈妈，大洋彼岸的中国孩子却对此“耳熟能详”。
还有一篇《地震中的父与子》就更有“意思”了。它本是一篇表现父爱伟大、浓浓亲情的感人故事。文章开头写道：“1989年美国洛杉矶发生大地震”。但1989年洛杉矶根本没有发生地震。于是在2004年，文章开头改成了“1994年，美国洛杉矶发生大地震”，又遭到质疑。2005年，开头索性变成“有一年”，2009年又变成“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一篇来路不明的路边鸡汤文，不但没有撤换，反而改来改去，简直视同儿戏。
语文教材选文的劣质也时常为人诟病。特别是一些短小的课文，被戏称为“教材体”。主要原因有两种，第一种是专为教材而编写的课文，比如《我选我》，让人读了摸不着头脑，寡淡无味，毫无灵气。第二种是专为收入教材而大幅度删改作品。安徒生的名篇《丑小鸭》，原作近7000字，在教材中被删为 500字，可谓面目全非。除此之外，小学语文教材还存在着成人化、城市视角、男权主义的倾向，还缺乏生命意识、这些倾向造成学生学习动力下降，并对学生人格的发展及世界观的形成产生消极影响。
此外，语文教材还存在一些“硬伤”。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的小学语文课本上，多处课文配图出现史实性错误。比如六年级下册《七步诗》的背景图，魏文帝曹丕坐在有靠背的椅子上，而靠背椅是唐代受少数民族影响才广泛使用的。三年级下册《西门豹》配图，盘子中竟然出现了葡萄。要知道，西门豹治邺发生在战国初年，而葡萄在西汉张骞通西域后才传入内地。
古人云：“校书如扫落叶。”每一次校对都可能像打扫落叶一样发现新问题。发现问题，就应该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改正。面对质疑，语文教材编写者应做出积极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