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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长：研究实行职工医保退休人员缴费政策
■ 进入新常态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但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潜在风险不容忽视，从上中等收入国家迈进高收入国家行列任务艰巨。
■ 无论任何国家，生产要素总量是相对有限的，资源环境和社会承载能力也是有限的，受要素边际效率递减规律制约，依靠增加要素投入数量推动经济增长总会遭遇瓶颈，经济增长、人均收入和财富水平提高最终要依赖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特别是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经济增长将会更多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 在“三期叠加”阶段，针对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资本边际效率下降、杠杆率较高等结构性问题，我国正在持续推进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加快结构性改革激发经济增长潜力，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快推进国企改革，积极推进财税金融改革，深化社保制度改革，提高劳动力流动性和劳动力素质，加快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土地制度改革，加快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对今后五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任务、基本理念、重大举措作出了战略部署，明确提出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我们要切实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大力推进结构性改革，化解经济发展中突出的结构性问题，着力推进制度创新，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重构经济增长新动力，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一、我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保持了年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长，成功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跨越。最新或2022（历届）年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新增就业超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全国居民收入增长继续快于经济增长，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呈现勃勃生机，生态环境不断改善。进入新常态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但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潜在风险不容忽视，从上中等收入国家迈进高收入国家行列任务艰巨。亟待大力推进结构调整，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核心，培育新的发展动能，增强持续增长动力。
一般经济规律表明，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要素投入的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前者主要包括劳动力投入和资本投入的增加，后者是指扣除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投入贡献后，由技术进步、管理水平、劳动力素质、要素使用效率等其他因素的改进与革新带来的产出增加，反映了各生产要素的综合利用效能，体现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是影响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的关键因素。从国际经验看，一国经济发展早期主要依靠要素投入特别是资本投入，进入发展中后期阶段以后，要素投入的贡献下降，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提高。这是因为无论任何国家，生产要素总量是相对有限的，资源环境和社会承载能力也是有限的，受要素边际效率递减规律制约，依靠增加要素投入数量推动经济增长总会遭遇瓶颈，经济增长、人均收入和财富水平提高最终要依赖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特别是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经济增长将会更多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我国过去保持经济快速增长，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是重要因素。据有关机构测算，1982—2010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21.5%。但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下降，导致我国经济增速下行。未来一个时期，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核心是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发展动力顺利转换。
二、当前经济发展中存在结构性矛盾
近年来，我国进入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发生深刻变化。抓住和利用好这一战略机遇期仍面临严峻挑战。特别是长期积累的结构性问题凸显，制约着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和经济稳定增长。
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最新或2022（历届）年以来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连续下降，预计“十三五”时期继续减少1000万人以上，人口红利逐步消减。人口老龄化加剧，最新或2022（历届）年末老龄化率达到15%左右，高出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约5个百分点。用工短缺，劳动力成本逐渐上升，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货币工资年均增长13.2%，农民工工资年均增长13.5%，高于同期劳动生产率(按现价计算)年均增长11.1%的水平，劳动力成本增长已快于劳动生产率增长。
资本边际效率下降。国际金融危机后，随着政策刺激下投资大幅增长，资本边际产出效率明显降低。从2008年到现在，每新增1元GDP需要增加的投资已经显著上升。投资回报率低，直接影响了企业投资意愿。投资结构也不尽合理，设备投资占比不断下降，从2008年的23.5%降至最新或2022（历届）年的19.4%，土木建筑类投资上升，最新或2022（历届）年占比已达2/3，增加投资更多依赖政府和房地产投资。再加上前些年我国产业链基本以土木建筑类投资为核心来布局，也造成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行业产能严重过剩。
杠杆率较高。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杠杆率迅速上升。尽管总体债务规模可控，但我国整体债务占GDP的比重与2008年相比有较大幅度提高。这种状况不利于企业稳定发展、推进技术创新、迈向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中高端。尽管政府债务占GDP比重还不到40%，但部分地区偿债压力较大，存在局部风险。
一些制度机制抑制资源配置效率。一些领域垄断和行业准入壁垒依然存在，企业缺乏退出机制，僵尸企业僵而不死，影响资本配置效率。劳动力素质有待提高，高技能和创新人才不足。劳动合同法一些规定有待完善，加上户籍制度的共同限制，影响了人口的自由流动，制约了农村富余劳动力到城镇就业创业。仍有一些不合理的制度规定使得审批手续繁杂，征地拆迁难，投资项目落地慢。农村土地改革滞后也使得土地缺乏流动性。这些体制机制矛盾造成交易成本过高，限制了要素的自由流动，影响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
在“三期叠加”阶段，针对上述结构性问题，我国正在持续推进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加快关键性体制机制改革，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深入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释放潜在生产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努力培育新的增长动力和增长点，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