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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生命在本质上是脆弱的，生老病死是每个人都逃脱不了的命运。但遗憾的是，我们既没有选择生的权利，也没有选择死的权利。
从2010年开始，我就长期与肿瘤病房结缘。肿瘤病房是我觉得待得最难受的地方，那是一个毫无生机的地方，我常常能看到光头的、瘦骨嶙峋的、眼神完全空洞的病人，哭着说：让我死去好了，让我死去好了。
我的妈妈，就在那样的地方，勇敢地与病魔作战了两年。妈妈去世前一个月，毫无防备的脑转移，使她突然不再认得我，她只会喊着叫着，说痛。几针吗啡打下去，即便进入了浅昏迷状态，她都仍然死死地咬着被子，甚至是手脚都被绑在病床上。那时候我心都要碎了。但令我更难过的，是妈妈大小便失禁的时候。她只要能有一丝清醒，能说一句话，哪怕都不知道我是谁，她说的话都是：“我能不能直接死掉。”我知道那是妈妈一生中最苦的时刻，一生中最没有尊严的时刻。
无奈之下，在临终病房里，我只能把止痛换成了比吗啡药效还要强80倍的芬太尼，那会使她看起来好受很多。而用上芬太尼的结果，就是导致深度昏迷。
深度昏迷的病人，几乎属于脑死亡的状态，因为只靠输液和能量维持生命，各个器官开始快速衰竭。在最后的时刻，病人会因为器官的衰竭导致无法呼吸，大口大口吸气，然后停止呼吸，再大口大口吸气，再停止。
那个过程，是家属很难承受的。所以很多家属都选择在器官衰竭但尚有心跳的时候，选择拔管。
我不想为妈妈做任何生死的决定，我希望她活着。但是现实就是，我必须为她做出我一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为她做的决定。而那个决定，不是可以选择她生，仅仅只是可以为她选择临终镇痛方案，选择是否临终抢救，选择是否拔管。
作为女儿，签字画押的那一刻，意味着我亲手将最爱的妈妈送往死亡，这是一个死路一条的决定。我希望另一个世界，会让她再无痛苦。
后来我常常会回想起妈妈那些痛苦的时刻，回想起她的泪水，我觉得比什么都苦。我不想经历像妈妈那样痛苦的过程，更不希望像妈妈那样，到了最后时刻也没留一句话给我，我有太多太多的遗憾。所以我更害怕的是，自己毫无意识地死去，我希望至少，能在最后时刻，能留一句话，给我的儿子。
说到这里，可能有的人会觉得我在鼓吹安乐死。但事实是，在今年年初，父亲进了ICU重症监护室，我做出的是另一种选择。
那时候我在广东，父亲在湖北。当时医生在电话里说：“如果现在插管，你爸爸或许有一线生机，但也很有可能因为插管太痛苦，在10分钟之内就没命了。如果不插管，不可能到明天。”
因为不想放弃一丝机会，所以我立刻做了插管的决定。第二天清早赶回老家，幸好他活着。而另一个跟他同时进了IUC的病人，当晚死于插管。这让我非常的后怕。爸爸在经历了86个小时的危险期后，苏醒过来，我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对不起。”
无论我对我的父母做出了怎样的选择，无论结果是生是死，我终身，都会为做出的选择而内疚和痛苦，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决定另外一个人的生死。所以，对于同样逃脱不了生老病死的大多数人来说，我们或许终有一天，会面临两难的抉择。
一方面，走向生命终点前的挣扎，让很多人意识到有尊严的死去是多么的重要，就像因癌症去世的著名乒乓球运动员庄则栋所呼吁的那样，“能不能不要再做无谓、无可奈何的、痛苦的挣扎，使病人有尊严地加速离开?”
但另一方面，如果允许安乐死，那么无论从法律、医学、伦理上，我们都很难去界定怎么样的情况才算符合安乐死的标准，而且生命的价值可能从此无处安放。
我想很长时间之内，关于安乐死的争论还会持续下去，我也给不出任何答案。死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走向死亡过程中，我们所承受的痛苦，以及留下的遗憾。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去决定自己的命运。我们不应该等到病人已经失去作决定的能力时，才由家属去做一个无论如何都会是错误的决定。
我希望所有的人都能美好地积极地活着，包括我自己。但是，如果我有那么一天，活着已经不能再让我感觉轻松愉快，我希望我能够有选择死的权利，我希望是自己去做人生中最后一个决定，一个会让我和我的亲人永不会后悔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