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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会有学生6分钟被扇了38个耳光？为什么有那么多女孩子对同学施暴，而且去网络上‘炫暴’？校园暴力频发，我们需要更多的大学？还是更多的监狱？”中国政法大学公共决策研究中心主任何兵近日在一次校园暴力研讨会上提出这样的问题。
近年来，中小学生围殴、虐待同龄同学，甚至殴打老师的新闻屡见报端，引起社会对校园暴力问题的关注和讨论。近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对近期校园暴力频发作出重要批示：校园应是最阳光、最安全的地方。校园暴力频发，不仅伤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也冲击社会道德底线。教育部要会同相关方面多措并举，特别是要完善法律法规、加强对学生的法制教育，坚决遏制漠视人的尊严与生命的行为。
有专家认为，校园暴力和低龄未成年人恶性刑事案件增多，简单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做法并不可取，建议建立专业少年司法队伍、引入社工组织对青少年犯罪进行恢复性司法处理。
不能轻易调整现有的刑事责任年龄
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的统计数据显示：在发生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中，14岁至16岁年龄段所占比重逐年提升，至最新或2022（历届）年已突破50%，未成年人犯罪呈现低龄化趋势。
我国刑法规定，已满16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也就是说，不满14周岁的人，实施任何危害社会的行为，都不用负刑事责任。
“刑法中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30多年没有变化了，”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法律研究所所长郭开元认为，有的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实施的行为已存在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我原本也坚决反对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但调研去年发生的湖南邵东县杀师案时发现，几个孩子的作案手法表现出很强的反侦查能力，连侦查人员都误以为是老手作案。”
郭开元说，这几个孩子最后只是被送到工读学校，没有其他的手段进行惩罚。
他认为，立法机关应该启动是否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调查；即使不降低，也可以通过其他措施弥补，比如规定“恶意补足年龄”等例外条款，“对未成年人犯罪要宽容但不纵容，不能等到养肥了再打。”
何兵不赞同这种做法，他介绍说，美国的未成年人犯罪从9岁起就可以被送进教养所，甚至1997年曾有10多万青少年被收容，但这种做法的效果并不好。美国被教养所收容的青少年，出来后5年内重新犯罪率高达77%，“这些孩子基本上终生就在监狱里来回”。
何兵在瑞典时了解到，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不会被关进监狱。瑞典的监狱长告诉他：“孩子需要家庭和社会监护，他们犯错是家庭和社会失职，怎么能惩罚孩子呢？看守所不可能把孩子教好，将来还可能犯更严重的罪。”
何兵认为，是否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必须慎重，这不仅是保护未成年人，更是保护社会。
在今年6月初举行的“少年司法改革与法律体系完整”研讨会上，不少从事未成年人司法研究的专家反对因校园暴力频发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刑事责任年龄的认定不是社会群众对于极端个案的情绪发泄窗口，14周岁这一年龄的界定是经过历史检验，符合我国国情的。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教授杨兴培表示，不能轻易调整、降低现有的刑事责任年龄，“目前我国并没有对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犯罪情况作系统统计，只是看到几个极端案例，不能单纯地以偏概全，以此作为修改刑事责任年龄的依据。”
同时，杨兴培提出，刑事责任年龄的修改还涉及刑法的立法技术问题，刑法以14周岁作为未成年人和具有独立意志成年人的分水岭。“凡是没有达到14周岁的，我国刑法都认为其没有独立意志，作为一种特殊对象保护起来。成年人对他们的侵犯，不管同意与否，都可以判为强奸罪、拐骗儿童罪、猥亵儿童罪等。”
在上海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院长、上海市法学会未成年人法研究会会长姚建龙看来，从社会防卫的角度来说，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也是不理性的。“过早让孩子接受刑法处罚，贴上罪犯的标签，这种孩子日后更有可能犯更严重的罪。”
但姚建龙认为，对待孩子犯错误要有一个底线，宽容而不纵容。“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两个极端，第一是一罚了之，第二是一放了之，缺乏中间的过渡措施，要用教育性的措施去替代刑罚。简单地说，就是孩子生的病要用孩子的药物去治疗，不能用成年人的药物去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