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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从陈寅恪（1890-1969）在1944年发表的著名论文《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一文（始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后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太阳教育网书店2001年版，第89-92页）谈起，因为这个问题就是由这篇论文产生的。
在该文中，陈氏在考证溪（又作“谿”）人的缘起时，指出《魏书》所谓“溪”“实即指后汉书南蛮传之盘瓠种蛮而言”，这个民族以犬为图腾，而根据《后汉书·南蛮传》的记载，“长沙武陵蛮”就是盘瓠之后。他又征引唐章怀太子李贤（652-684）注所引晋干宝《晋纪》云：武陵、长沙、庐江、郡夷，盘瓠之后也。杂处五溪之内。
据此，他认为：“此支蛮种所以号为溪者，与五溪地名至有关系。”随后，他特别指出：
江左名人如陶侃及渊明亦出于溪族，最使人注意。……吴士鉴晋书斠注亦引异苑陶侃钓鱼得梭化龙事。晋书士行本传当即取之刘敬叔书也。世说新语贤媛篇载陶侃少时作鱼梁吏事。刘孝标注引幽明录复有侃在浔阳取鱼事，然则侃本出于业渔之贱户，无怪当日胜流初俱不以士类遇之也。又世说新语容止篇石头事故朝廷倾覆条记庾亮畏见陶侃，而温峤劝亮往之言曰：“溪狗我所悉，卿但见之，必无忧也。”……而士行后裔一代逸民之桃花源记本属根据实事，加以理想化之作，所云：“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
正是一篇溪族纪实文字。
在这里，陈氏表述的基本观点是：东晋大将军陶侃（字“士行”）及其曾孙陶渊明都是溪族人，陶渊明的经典名文《桃花源记》（《陶渊明集》卷六）“是一篇溪族纪实文字”，转成现在的话语，可以叫做“少数民族纪实文学”。
陶侃（259-334）在青年时代确实曾以捕鱼为业，但由此牵扯上《桃花源记》中的“渔人”，在思维逻辑上终究不通。同时，陈氏关于陶渊明出身于溪族的说法也与陶渊明本人关于自己家族历史的庄严陈述有严重冲突，我们读《陶渊明集》卷一《命子》诗：
悠悠我祖，爰自陶唐。……天集有汉，眷余愍侯。于赫愍侯，运当攀龙。抚剑风迈，显兹武功。书誓河山，启土开封。亹亹丞相，允迪前踪。……在我中晋，业融长沙。桓桓长沙，伊勋伊德。天子畴我，专征南国。
陶渊明说浔阳陶氏源自陶唐氏（即尧帝），随后又提到汉代的两位陶氏名人：一位是愍侯陶舍（公元前202年前后在世），另一位是丞相陶青（公元前195年前后在世）。“书誓”二句，据《汉书》卷十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开封愍侯陶舍。以右司马汉王五年初从，以中尉击燕、代，侯，比共侯，二千户。”“十二月丙辰封，一年薨。”“十二年，夷侯青嗣。”“亹亹”二句，据《汉书》卷十九《百官公卿表》，“孝文帝后二年八月，开封侯陶青为御史大夫。孝景帝二年八月，御史大夫陶青为丞相。”“在我中晋”等六句是说曾祖陶侃因为建立赫赫功勋被封为长沙郡公的历史事实（见《晋书》卷六十六本传）。清钱大昕（1728-1804）《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一《题跋》五《跋陶渊明诗集》云：
靖节为陶桓公曾孙，载于《晋》、《宋》二书及《南史》，千有余年，从无异议。……靖节自述世系，莫备于《命子》诗，首溯得姓之始，次述远祖愍侯舍、丞相靑，然后颂扬长沙勋德，即以已之祖考承之，此士行为渊明曾大父之实证也。六朝最重门第，百家之谱，皆上于吏部。
所谓“吏部”，相当于现在的人事部。在六朝时代，家族谱牒与现在的人事档案具有同样的重要意义,同时，陶渊明又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人，所谓“述怀抱则旷而且真”（萧统《陶渊明集序》），其人品如此，岂能违法乱纪，胡编乱造？所以我们丝毫没有理由怀疑陶渊明关于自己家族历史的陈述。因此，陈寅恪“江左名人如陶侃及渊明亦出于溪族”的说法肯定是站不住脚的。（范子烨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