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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管理学诞生以来，咨询和培训就如影随形。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企业经营实践中提供咨询和培训的需要，才催生出了管理学。科学管理的创始人泰罗，其正式身份就是咨询培训师；管理学体系的构建者法约尔，在他退休后也把一腔热血献给了培训事业。如果了解管理学诞生时期泰罗的“赔钱赚吆喝”，法约尔在“管理教育”方面的宏伟设想与实践，就不难看出这一学科诞生阶段培训与学术的“亲密关系”。
然而，唇齿相依的同时，难免咬了舌头或者嘣了牙齿。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管理学一直存在一个问题，即学术与实践如何对接？在管理学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学者、咨询培训工作者、企业实践者摩擦不断。总体来说，这种摩擦既有砥砺，也有抵梧；砥砺会推动学科的进步，抵梧会加大学术与实务的隔阂。这种摩擦在今天的中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中国的管理学研究，同实际需要的距离越来越大；而中国的管理培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天桥把式”和“江湖游医”。分析其中的来龙去脉，既有利于管理学在中国的纵深发展，也有利于企业的转型与变革。
一、全世界的难题
科学管理刚刚诞生时，泰罗就抱怨大量的“效率工程师”歪嘴和尚念错经，扭曲了科学管理的原意。随着商学院的建立和发展，学术与实践的对接就一直存在着争论。50年代，福特基金会资助的戈登和豪威尔报告（R. A. Gordon and J. E. Howell， Higher Education for Busines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9）、卡内基基金会资助的皮尔森报告（F. C. Pierson， The Education of American Businessmen，Mcgrew-Hill，1959），都尖锐地指出商学院未能承担起训练、培养管理者的重任。当时的批评，认为商学院过于强调职业教育，而忽视了人文和科学两大方面的基本素质培养，用支离破碎的具体知识限制了管理者未来的成长。而到了80年代，批评反了过来，美国大学商学院协会组织的调查（L. Porter and L.E. McKibbin， Management Education and Devlopment，Mcgrew-Hill，1988）以及其他相关研究则指出，商学院中定量研究和心理学、社会学教学内容的剧增，大批没有工商业背景的学者从事工商教育，不理解工商业活动的复杂和奥妙，经不起现实适用性的检验。讲管理的教授不懂实际管理，从事实务的经理看不懂管理论文，成为工商教育的通病。重视实务的明茨伯格，干脆写了一本书《要MBA还是要经理人》，对工商教育极尽奚落调侃。可以说，管理教育与管理实践的对接，是一个全世界的难题。
这个难题的症结，在于管理领域的分工。管理实践是一个整体，而管理知识则三分天下：学者、咨询培训师、企业家（包括经理人）各掌握一部分。这三种人的志趣不同，发展各异，然而，他们面对的是同一个领域和同一类问题。学者的目标是学术上的建树，培训师的目标是打动实践者的心灵，实践者的目标是企业自身的发展。例如，面对同样一个产品滞销的案例，学者感兴趣的是可否能够在理论上挑战现有的营销学说，培训师感兴趣的是这个企业是否愿意花大钱训练推销人员，而经理人首当其冲的是考虑资金回笼和周转等问题。正是这种立场的不同，经营者会觉得学者分析论证是远水不解近渴，站着说话腰不疼；学者会觉得经营者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应激反应代替了理性思维；而且双方都对培训师信不过，学者觉得培训师过于浅薄，经营者对培训师能否解决问题满怀疑虑，培训师一方面嘲笑学者是书呆子，一方面把经营者当冤大头。三者的矛盾，几乎是必然的。
英国的管理学家厄威克曾经尖锐地指出：学者考虑的是如何吸引出版社和各种委员会的眼球，如何能够在职称和学术圈中占优势，而丝毫不考虑现实中的企业需要什么。由此形成了学术与实践的“双轨制”，而且是两条不相交的轨道。实践需要的是可预测未来的水晶球，而学界在精心构建象牙塔。厄威克批评说，在学校，教师的利益比商业需要更重要，学者教给学生的是他们想要研究的东西，而不是企业需要的东西（John Trinkaus，Urwick on the Business Academy-management Consultant LyndallUrwick， Business Horizons，Sept-Oct，1992）。实际上，厄威克的批评还不完全，培训师存在同样问题，他们首先考虑的是培训公司的收益，而不是服务对象的实际需要。例如，曾经风靡全球的“流程再造”，使进行再造培训的哈默和钱皮一度风光无限，赚了大钱，而接受再造培训的企业起码有半数以上开进了滑铁卢，惨遭失败。
美国的学界也有类似说法。在管理实践领域有崇高声望的德鲁克，一直受到学院派的排挤。彼得斯曾经说，他在斯坦福上学时，没有一位学者在课堂上提到德鲁克的名字。这一点，彼得斯可能言过其实，但是，德鲁克不入学界法眼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从德鲁克任教的学校就可以看出，他从欧洲来到新大陆后，无法进入一流学校，直到他名气大震，也没有得到一流商学院的青睐，学界始终把他看作“记者”与“作家”。而在理论研究上具有重大贡献的西蒙，作为诺贝尔奖获奖者，始终未在具体的管理实践中施展功力，实践领域的人们很有可能认为，西蒙这样的学者只能玩国际象棋。某些大师（guru）对学院派的鄙视，学院派对大师浅薄的嘲弄，形成了形形色色的交锋。
再进一步，不同的学校，在对待管理实践的态度上也有差别。追求“人气”和社会声望的哈佛商学院，对于贴近实践要宽厚得多；而追求“名气”和学术声望的普林斯顿大学，干脆就不成立商学院（当然，也不成立法学院）。以咨询和培训出名的德鲁克、戴明，游离于知名学府之外，而以学术出名的卡内基-梅隆学派，在实践界几乎没有声音。
当然，西方的管理学发展积淀要比中国厚实，所以，这种“三岔口”状态实际上有着“管理共同体”（借用库恩在论证科学范式时提出的学术共同体概念）约束。所以，学者、培训师、经营者尽管互相贬低，但起码可以采用共同术语，能够进行职业对话。例如，著名管理咨询大师德鲁克虽然受到学院派的排斥，但没有人把他看作“外行”，而且在实际上影响着学院派的研究注意力；反过来，身在学院、从来不做咨询的学者马奇，拿着小说和剧本讲授领导力课程，但其授课方式却影响到管理咨询和培训领域。以此来看，西方的管理学术与实践尽管存在隔膜，但却依然能够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他们的抵梧尚在业界“可容忍”的范围。
由此可见，学术与实践若即若离甚至不搭界，是世界现象，不独中国特有。这类问题如何解决，是真正的“前沿”。更有可能，这本来就不是问题，而是学术发展的正常现象。在一定意义上，这是现代职业分化所要承担的必须代价。用一个不一定恰当的比喻，以征服现实世界的亚历山大为一端，以漫游思想梦境的第欧根尼为另一端，双方确实不搭界，但亚历山大和第欧根尼两人，却能够以思想对现实的挑战和现实对思想的敬意做到共存共荣。所以，中国作为管理学的后起国家，先别急于挑战这类问题。有些讨论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文章，把目标定位在这一问题上，恐怕过于“超前”。当然，在已经同国际接轨的大型企业管理培训中，适当重视这种问题还是必要的。
二、中国的裂变
中国的问题不同于欧美之处，是学术界和咨询培训界的分裂乃至理论界与实践界的分裂。西方是分工造成的问题，而中国是分裂造成的问题。分裂和分工是不同的概念，如果说，分工会产生隔阂，那么，分裂会催生管理领域的江湖游医。在管理领域，中国已经有了众多的商学院，有了数量庞大的管理学教授队伍，但是，这批教授在管理咨询和培训方面并不是主力，他们的主要精力放在学术方面。尤其是官方的考核指标和聘任标准，使队伍集结在论文（尤其是国际期刊论文）和项目方面。而这些论文和项目，又以用中国数据验证西方理论的实证研究为主，聚焦目标是顶尖期刊和官方项目，这些项目报告和发表论文在管理实践领域基本上没有影响。更重要的是，管理培训师几乎不看这些东西（当然，那些故意隐瞒反例、排除不利数据的所谓研究成果，可能不看更好），所以，在西方通过咨询和培训能够进入企业的管理研究成果，在中国基本上不存在。可能有人认为，中国的商学院也给企业提供了大量咨询服务。但是，如果仔细考察就会发现，中国商学院能够给企业提供的咨询和培训，大量属于非管理性质的具体技术方案，以经济、会计、金融等内容居多，真正涉及管理的极少。而关于人力资源、领导力、组织变革等方面的培训，基本上不是商学院进行的。也许，治理结构是个例外，但那往往是为了上市或者是为了别的目的，而不是真正的改善管理。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吸引培训对象，以商学院为基地举办的某些培训班，往往还要聘请一些“江湖游医”，因为这些人名头大，口才好，对听众有吸引力。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具体国情，西方理论“水土不服”，所以，“中国特色”的管理学培训成为一大特色。在学界，如何使普适性的管理学理论与中国的具体情境相结合，一直是困扰教授们的难题。一批学者一直在从事“中国式管理”（以曾仕强为代表）或者“东方管理学”等研究，试图以西方式的科学方法解读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境，这种努力尚未脱离学术轨道。问题是中国的大学也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教师的选留、考核、培养、晋升制度，导致中国管理学界很难形成真正的学术共同体，既有从事真正的学术性研究的圈子，也有琢磨政策动向、揣摩文件和领导意图的圈子，不同“圈子”之间缺乏规范的学术交流，很难形成严格的学术对话，使学者队伍也出现了“江湖化”现象，某大学校长以网络语言进行讲演引起轰动就是一例。我们不可否认，演讲能力、亲民姿态，对于教师确有必要性，但是，当一个大学校长以一篇充满网络俚语和“段子”的讲演把毕业生送向社会的时候，只有煽情而没有对学术的敬畏，只有媚俗而没有厚重的教养，就有可能把大学变成说相声的天桥。如果单纯看口才和包袱逗哏，那么，郭德纲要超过多数教授。这就给商学院的培训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是知识和思维训练，还是段子和相声娱乐？
正是商学院的这种现状，促使社会上的培训师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即管理培训的非学术化。当然，这条道路有相应的企业情境和社会环境做铺垫。大量的管理培训读本，是仿照戴尔。卡内基的心灵鸡汤，或者是基于国情的国学启蒙。从这些培训师掌握的西方管理知识看，有些知名培训师，连演讲大师卡内基和钢铁大王卡内基都分不清，把二者混同为一人；从他们掌握的国学知识看，有些人连国学是什么都不知道，所讲内容不超出传统的蒙童读物水平，甚至把孔孟老庄玄奘惠能一锅煮，根本没有传统学术的基础，江湖游医变成了全科名医。这种培训，靠的是驾驭会场、诱导听众的能力，而不是靠管理知识和思维训练。如果说，以彼得斯为代表的西方洗脑式培训，在洗脑时还要以管理学的基本知识为基础（汤姆。彼得斯毕竟在斯坦福大学受过科班管理教育，而且彼得斯在揶揄学院派时并不否定管理学术），那么，中国的洗脑式培训，连“离经叛道”都算不上，因为这种培训师基本上不掌握正规的“经”和“道”，只是一种江湖野路子。
当然，如果没有市场，江湖野路子就会自然消亡，然而，中国在管理领域存在着巨大的江湖市场。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使一批中小企业经历了“野蛮成长”（万通冯仑语）道路。经过痛苦转型做大做强的企业，其自身经历就足以构成一部内涵丰富的管理教科书，只有那些至今还在生存线上挣扎的中小企业，面对环境的巨大变化，才会胸中无数手中无招。所以，这些中小企业是最需要管理培训的主儿。然而，这批企业从创立到发展（有些则是跳槽式创办兼发展，即根据大气候不断变换经营内容），一直没有走上规范化管理的道路。当初的起步乃至现在的转型，主要是靠外部环境提供的机遇，所以，这些企业家，对政策变化的嗅觉灵敏度远远高于对市场变化的感知，对党政领导人和主管部门的熟悉程度远远高于对自身组织的了解，他们是弄潮儿而不是游泳健将，而正规的管理培训要练蛙泳的基本功，这对于他们来说不但刀下见不了菜，而且近乎无用。以往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都使他们更重视潮流和悟性，而不重视严密的逻辑和精致的管理。江湖式培训正好能够适应他们这种需要。即便起不到真正的作用，也会使他们增强信心并“感到”某种鼓舞。他们需要的培训，是吸了鼻烟打出一个喷嚏的感受，这是学院式教授难以提供的。
另外，由于中国持续几十年的革命，使传统遭到了极大破坏。“国学”之所以能热起来，是因为多数人已经不大知道国学是什么。从现在讲国学的实际情况看，真正从事国学研究的学者反而很难适应，因为面对传统的人为断裂，真正的国学，需要从最基础的常识讲起，否则就说不明白。如果陈寅恪复生并让他给企业家讲学，估计他那种严密考证的讲授会把慕名而来的大部分听众吓跑。所以，现在一批讲国学的培训大师，基本上是介绍一些简单的文史常识，并非学理上的深入探究。以《论语》和《道德经》为例，语录体名言警句如果没有具体的情境分析，基本上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只要有出色的表达能力，哪怕没有研究也可以讲得有声有色。这种现状，使脱离了相关研究的国学培训可以大行其道。
大体上，同西方相比，中国未能形成管理学的学术共同体（主要表现为评价标准非学术化，跟风式的机会主义），培训缺乏学术支撑（学者和培训师两个群体之间断裂）。企业家的成长道路差异，使面向中小企业的培训难以渗透学术内容。这些问题，会对中国的管理培训带来比较长期的负面影响。
三、今后的出路
有人认为，没有管理经验的学者从事管理教育，是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研究者要有管理实践。这种说法貌似有理，其实不然。如果让有丰富实践的人来从事培训，有理论研究的人去从事经营，实际上是混淆分工。这等于让劳模做报告，把学术研究降低到经验介绍层次；让学者下班组，把快刀斩乱麻的实际操作变成抽丝剥茧的理论分析。其结果是整体降低两个群体的水平。这是错位，不是进步。中国长期存在着“粗分工”的传统，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排斥分工而美化自给自足，曾经的“五七道路”就是一例。强调研究者要从事实践，逻辑上就会走到当年的“七二一大学”道路上去（所谓七二一大学，是根据毛泽东对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批语举办的厂办大学）。如果过于强调管理学术界“接地气”，则有可能“降档次”。当今的大学，在就业压力下，已经有了较为普遍的技校化倾向。正如人们经常批评大学生“眼高手低”那样，对“眼高手低”的指责需要有一个恰当的尺度，否则，一味说大学生眼头太高，有可能“手”提不到大学的层次上来，反而把“眼”降低到技校的水平下去。任何一个国家，必须有少量的学者游离于实践之上，同样有大量草根进不了学术圈子。这不是社会地位差别，而是社会分工差别，第欧根尼式的人物，是社会进步的风景线；默默劳作的大众，是社会发展的柱础石。没有二者的游离，就没有真正的学术。中国管理的真正进步，需要明确界定学者、培训师、经营者的各自职守，各尽其职。要求研究管理的学者具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同要求一线经理具有教授级学术水平一样荒谬。提出这种要求，实质是否定社会分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