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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正确看待文化作用力
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现行背景下的企业绩效考核失当问题，已经成为国企中存在的首要问题。
眼下，国企争先恐后的提出要“增强核心竞争力”、“提高企业执行力”、“打造良好企业文化”，从根本上讲都是为了解决一个利益深层安排和处理不平衡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国有企业跟外资、民营企业相比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于是，很多企业管理者潜心研究有关核心竞争能力、企业执行力与企业文化的西方管理理论，少数思想超前的国企管理者更是全方位的引进西方企业管理文化，试图从中找到“良方”，以期诊治国企中普遍存在的责权利不一致带来的种种弊病。我认为，这里有两个认识上的误区。一是以文化“包治百病”的认识误区。文化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最重要内容之一，但决不是唯一的内容!目前国企的问题集中在一个绩效评价体系上，从深处想，应该是一个体制改革是否到位的问题，从浅处看才是一个观念的问题;文化固然能解决一个观念的问题，但于体制改革的问题却无能为力，所以千万不要把企业文化视为“万能”，千万不要再搞“文化大革命”。二是文化建设中“朝西看”的误区。西方的市场经验无疑要比我们丰富和成熟得多，但中国的文化土壤更是一个决定因素，从西方“拿来”的文化种子在中国大地上播下去，要避免“橘生淮北则为枳”的结果，就必须有一个“中国化”(亦即在“拿来”过程中“去西化”)的过程，从“圈文化”的特点来看，即使西方企业文化大举进入，也有一个“入乡随俗”的改造问题。
虽然我国二十年的经济转型取得了较大进展，做了大量的工作，也确实解决了一些难题，但很多国企并未因此而摆脱竞争力不强、执行力不大、企业文化无力的困局。现在，几乎所有的中国企业都不缺少规章制度，甚至有的企业制度弄得比西方企业还完美无缺，但就是不起作用，就是产生不出效率和效益!为什么?因为缺乏制度生效的文化环境，缺乏被文化武装起来的执行人员!正如任何产品只有在市场中才能成为商品、才能体现出价值一样，制度也只有在企业文化的庇护下才有力量、才不是一纸空文。因此，仅仅企图在制度层面上解决问题往往会陷入“治标”不“治本”的怪圈中，只有寻找一种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模式，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国有企业的市场大转型。
不可否认，我国国企大都经历过经济转型带来的巨大阵痛，在市场经济的盲动行为中也付出了高额学费，很多企业都是负重前行。面临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外资企业的涌入、民营企业的成长，国企正逐渐丧失其垄断地位。今天，在资本、人才、资源方面，国有企业的劣势已经一天比一天突出，克服这种劣势就变得相当紧迫和必要，因此，对于我们的大多数国企来讲，管理首先是一种危机管理，是树立一种让人们从危机中走出来的信心和文化，化被动为主动，变压力为动力。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时候，看上去是已经山穷水尽、无力回天的情形，但如果领导者找对方向，调动别人没办法调动的资源，找到别人找不到的思维途径，历史往往就会在此变得豁然开朗。要让一个组织蓬勃兴旺，最重要的因素其实并不是我们经常注意到的所谓“谋略”，而是人的作用。人的作用中最基本的就是领导和群众力量的发挥，而这种力量起作用的思想和价值基础就是企业文化，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一个企业有什么样的思想基础，就会有什么样的执行力。
二、巩固领导影响力
领导力强弱取决于是否善于找到具有广泛认同基础的价值观。
中国最早的改革家——商鞅，通过一系列变法，使秦国迅速成为诸侯国中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最终为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商鞅变法重在两条：一是“军功无等级”，即凡立军功者，不论其出身贵贱、职位高低，均可按功封官、按功获得土地。这种做法，打破了按职位、贵贱分功行赏的制度，在军队中结束了奴隶主贵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世袭制，极大的激励了中下层小地主和雇农、甚至奴隶的战斗积极性，使秦国军队的战斗力迅速提升。二是承认土地私有，鼓励了新兴地主阶层的土地扩张行为，不少荒地得以开垦出来，使秦国的经济实力得到了迅速提高。可以看出，商鞅变法最终成功的原因，关键在于找到了秦国最广大群众认同的基础价值观，即肯定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逐欲望，并对这种欲望善加利用。
谈到卓越领导力，我们不能不关注拿破仑与毛泽东这两位巨人。拿破仑之所以敢说“我比阿尔卑斯山还高”，是因为在他身后有十万法兰西革命大军。毛泽东敢说“一切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也是因为在他身后久经锻炼的解放军，有几百万。如果分析一下他们雄兵的情况，会发现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从士兵到将领，基本上都是农民。农民为什么要跟着他们呢?拿破仑说过，滑铁卢一役，可以把他全部的“武功”一笔勾销，他能够“永垂不朽”的，只有一项“文治”——《法国民法典》(一部维护民主产权的法律)。因为拿破仑手中有一部《法国民法典》，法国的农民靠它保卫了从“大革命”中得到的财产权利。而同样，毛泽东手中则有一本《土地法大纲》，中国农民靠它得到了世世代代梦寐以求的东西——土地。试想农民进行了土改，分了土地，为了保护自己的胜利果实，他们能不拚命吗?还有什么比一支每个士兵都为自己的切身利益去拼命战斗的军队更有威力呢?拿破仑挥戈所向之处，欧洲的封建王冠纷纷落地;毛泽东的麾下，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真的成了“纸老虎”。克劳塞维茨有一句众所周知的名言：“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可是象法国革命和中国革命中这样高度政治化的军队，却也是古今罕见。革命有了这样的灵魂，就创造出了由弱到强、由小到大的奇迹。因此，西方的政治家们从现代史中悟出的一条智慧是：“永远不要去进攻一场革命”。
领导力的本质是什么?执行力的源泉又在哪里?我们不难发现，强有力的思想价值认同背后，是一切从民众的物质利益出发的原则立场。虽然我们曾一度认为，共产党队伍更多的是精神力量，但是抛开表面的“文革”遗风，就不难看到：只有领导者的目标与被领导者的物质利益追求保持一致时，他所领导的集团才是最强大的。注重被领导者的第一物质需求，才有可能成就领导目标。最大限度的满足创造者的物质财富诉求是一个团体驱动的基础。只有具备了这一基本的思想基础，军队才有战斗力，政党才有生命力，企业才有竞争力，领导者们也才有可能创造出伟大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