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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组织文化和企业文化时，我们往往需要追究隐藏在文化现象背后的原因。这些“原因”，如果是终极化的，则往往就是人和人群以及组织文化形成的“原点”。
常常与朋友们讨论如何评价企业文化的问题，大家都会说到西方学者的一些考察维度和指标。对于这些成果，我十分注意学习。但是，我也常常认为，西方这些关于企业文化评价的指标体系，似乎不能完全涵盖我国企业的问题。这样说不是说我们的企业就如何特殊如何“牛”，而是想说目前阶段的我国企业与西方企业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比如，一个现实的问题，西方的企业文化评价指标较少涉及企业产权问题，因为在他那里这不是一个问题，但是众所周知，在我们这里就是一个大问题了。哈维兰在其《文化人类学》一书中提到了经济人类学的概念。他认为，“经济行为和制度可以用纯经济的术语加以分析，但是这样做，忽视了至关重要的非经济原因，而这些原因毕竟对事情在现实生活中的状况有影响。”因此，他主张从文化人类学角度来解释人类的经济及其制度设计问题。与此同时，哈维兰也说到了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经济资源和经济活动对人类行为的影响。比如他从资源和交换等方面阐述了经济与文化的关系。
近期遇到的两则信息，可以是上述事情的佐证。近期的利比亚事件中，我国发挥了国际动员机制，使中国工人成功从利比亚撤退。一位在那里有投资的朋友说起此事，他在庆幸之余也感到十分遗憾，就是他们企业在那里的所有财产都损失了。我问：为什么会在那样一个较为不确定的国家购置大量的财产?他说，都是(国企)领导头脑发热的结果。其实跨国经营中学会规避风险的第一条，就是要将这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稳定程度和是否购置财产联系起来。他说了一句堪称经典的俗话：崽卖爷田不心疼啊。另外一则信息，就是前些日子遇到的一位西方跨国企业的经理，说到他们公司，说来中国多少年了，还是什么都是“租”的。为什么呢?不置办不动产，规避风险。
这样两个例子，能很好地说明此文的题目：产权制度是企业文化的“原点”。也就是说，你看一家企业的产权结构，就大体能够摸索出他的基本文化倾向。这可能也就是我们看到的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在文化倾向上往往“泾渭分明”的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