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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励的父亲开始搜索和阿富汗相关的一切新闻，因为女儿将作为“无国界医生”前往阿富汗武装冲突地区，参与为期3个月的人道医疗救援项目。
“不一定能选上，选上了也不一定能出任务”，蒋励曾说。父亲开始并没考虑太多，但当女儿真的要去阿富汗了，还是紧张了起来。
2009年毕业后，蒋励进入北大人民医院妇产科工作，从上级大夫屠铮(中国内地第一位参加无国界医生的医疗人员)口中，了解了“无国界医生”。
之前，她也曾接触过相关信息，但觉得这事离自己很遥远，直到发现原来“无国界医生”就在身边时，她开始认真地关注起这件事来。
一个月分娩1200个婴儿
“无国界医生”成立40多年以来，一直工作在冲突、疫病、灾难之地，曾有医生被绑架，有医生受伤甚至牺牲，因而人员安全是救援团队要考虑的首要问题。
出任务前救援人员会接受为期一周的安全培训，所有阿富汗国家的相关信息、项目安全报告都会发给蒋励;到达香港后，会在“无国界医生”香港办公室再接受两天的安全培训，发放安全守则，包括如何穿衣、外出注意事项等;到了阿富汗，“无国界医生”协调办公室还会发放项目安全手册;最后，到了项目医院，还有心理预案以及具体操作预案的培训。
霍斯特医院，是蒋励阿富汗之行的目的地。这是一幢废弃的平房，只有三间，一间手术室，一间病房，一间医生宿舍。
在这里会不会真的遇到危险?当地也曾发生过针对其他医疗组织的袭击，“你能清晰地听到枪声，会切身感受到危险的存在”。那时医院每天都会开会，通报最新的信息，比如撤离的路线是否能保持通畅，以此消除大家的担忧。
一个月内，蒋励所在医院分娩1200个婴儿，平均每天40个，而包括蒋励在内，医院只有两个妇产科医生，两个麻醉师，四个助产士，和招募来的十几个当地助产士。这样大的工作量，如果医生事事亲为，根本无力应对。
因此培训一批当地医生，以使他们自己建立起一套医疗系统，就显得尤为重要。但仅仅说服当地医生换上手术服都很费力(阿富汗女医护人员进手术室，不肯脱长袍，她们觉得即使在同性面前摘头巾都是羞耻的)，但不带手术帽和口罩无法进行手术，蒋励只能反复劝说。
当地人每天有5次祈祷，有时候情况紧急，必须劝说她们暂时不要祈祷。并且当地人教育水平普遍偏低，英文能力有限，沟通起来很麻烦。“但最终的效果还算令人满意”，蒋励说，好在他们都比较认真好学。
简单的顺产，当地助产士就可以处理，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找“无国界医生”的助产士，依然解决不了再找医生。比较忙的时候，每天平均每个医生要做5、6台剖腹产手术。
两个医生轮流隔天值24小时的班。洗衣、做饭、收拾屋子都不用自己操心，专门有后勤人员做这些工作，医生就全力以赴应对疾患。相对于身体的疲劳，心理压力其实会更大一些。
在周末厨师放假的一天，大家就做自己国家的拿手美食来分享，还可以看电影，生活区有排球场和乒乓球台。但由于要保持体力应对高强度工作，蒋励和另一位妇产医生都会较早回去睡觉。在蒋励离开之前，她培训的两个当地医生已经能胜任一般的剖腹产手术了。
阿富汗项目之后，蒋励又参与了巴基斯坦项目。之后，她去美国读了一年公共卫生专业。“我先生就是学这个专业的”，蒋励说，自己以前的想法是，公共卫生只是一味倡导，太空泛太务虚，而自己做医生救治病人，看得见摸得着，实实在在。
有了这段“无国界医生”的经历，蒋励感到，医生虽然可以救病人，但如果有良好的卫生体系和健全的医疗保障体系，就不会产生那么多的危重产妇。“我感觉到了医生力量有限，而公共卫生可以从制度出发，从源头保障病人的健康，杜绝疾病的发生，有很大意义”。
医生能够救已经生病的人，而救治更多的人，需要影响公共卫生政策的制定，指导临床实践的开展。蒋励的经历并非个案。
周吉芳，来自中国宁波的一位血液内科医生，在“无国界医生”工作了4年后，去美国读公共卫生博士，专业是卫生经济学方向。而在蒋励接手阿富汗这个医院的时候，她的上一任医生，一位尼日利亚裔美国人，也回美国读了公共卫生专业。
能够让这么多医生对自身职业有了新的认识，“无国界医生”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99%募款来自公众
“无国界医生”(缩写MSF)是一个国际独立人道医疗救援组织，于1971年12月20日在巴黎成立，最初的成员皆为深信全世界人类都有获得医疗权利的法国医生和记者。
该组织成员目前已遍及全球，每年有2000多名救援人员在约60个国家服务，是全球最大的独立医疗救援组织之一，在世界各地设有24个办事处，5个主要行动中心都位于欧洲，分别在巴黎、布鲁塞尔、阿姆斯特丹、巴塞罗那和日内瓦。
该团体还是1999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据百度百科词条，1999年10月15日获诺贝尔和平奖后，“无国界医生”开始受到世人瞩目。目前无国界医生的全球捐款者已累积达570万人次。
为坚守独立原则及加强与社会大众的联系，“无国界医生”一直致力增加经费中公众捐款的比例。早在2005年，“无国界医生”救援经费中的99%就来自公众捐款，其他经费则来自赞助及其他收入。
“无国界医生”香港办事处在1994年成立，是“无国界医生”在全球范围内的24个办事处之一。其先后在香港、北京和广州设立了办公室，并将工作延伸至多个东南亚国家。从2001年开始，中国内地已经累计有23名医生和后勤人员经过香港办事处的考核后飞往世界各地参加人道救援活动。
“无国界医生”香港办事处招聘来自香港、中国内地、澳门、台湾、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泰国、新加坡和越南的救援人员。
目前，“无国界医生”正在全球发生武装冲突的地区，加强外科及妇产科项目，并开展更多针对母婴及生殖健康的工作，因而对流行病学专家、心理学家、妇产科医生、外科医生、骨科医生和麻醉科医生的需求大幅增加。无国界医生也长期招募工程师、财务人员、人力资源管理等专业人士支持前线的医疗工作。
要想成为一名“无国界医生”，需要具备的条件包括：一定的抗压能力;团队协作经验;熟练的英语交流能力;接受弹性工作制;至少2年工作经验等。
通过筛选的人员，还要经过电话面试以及面对面评核，通过评核的申请人才会被列入名单，等待参与适合的项目。
她流下了无助的泪水
家庭是很多“无国界医生”能否继续参加项目首要考虑的问题。
在经历了阿富汗、巴基斯坦两次任务后，蒋励和她的先生准备要一个自己的孩子。“备孕、生产这些肯定都要留在国内”，对于将来的考虑，蒋励说，“等孩子一两岁了我希望可以再去参加任务”，对此，她的先生很支持，他本人所从事的行业也是公共卫生领域。
如此让蒋励放不下，她在履职“无国界医生”的任务时，究竟经历了什么?
作为一个医学科班出身的“理工女”，蒋励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沉稳，言谈举止也分明能让你感受到一名医生应具备的理性和缜密。
就是这样一个在患者眼里如此值得信赖和依靠的坚毅的脸庞，在阿富汗任务即将结束前的一次抢救中，留下了无助的泪水。
由于当地医疗条件匮乏以及产检体系缺位，蒋励要面对心理上难以承受的事实——亲眼看到有新生婴儿没能抢救过来。
在阿富汗，她遇到一位产妇难产，用胎吸将婴儿分娩出来，婴儿已经严重窒息了，马上用新生儿复苏术救助，但30分钟后，婴儿仍然无心跳和哭声。这时候，按照医疗守则，助产士已经开始收拾产台上的器械，放弃救治，而蒋励依旧一下一下地用力捏着复苏气囊，她期待着奇迹发生，但依旧没有效果。
这时候，产妇的母亲走过来，把气囊从她手中拿走，用手指了指天，冲她说着什么，蒋励听不懂，但她大概能够猜到老人的意思，“你做了你能做的一切，是真主将孩子带走了，感谢你”。
“心理上的确很难接受，因为在北京，有好的医疗设备、其他科室的支持，不可能发生这种情况”，但即使这样，蒋励所在的医院，一般产妇都是能够安全生产的。然而，一个危重产妇的到来，让她产生了深深的无力感。
此时，阿富汗3个月的任务已接近尾声，蒋励暗想，最后几天千万别出事。结果，就在当天，一名怀孕7个月的产妇被紧急送往医院，产前出血已经达到800到1000毫升。
医院宫缩药物不足，孕妇并发症严重，蒋励觉得状况超出了她的能力范围，但又没有上级大夫可以求助。麻醉医生也慌了，场面有点失控，蒋励没控制住情绪，开始冲其他医护人员大喊。
产下婴儿后，孕妇又开始大出血。尝试了所有方案之后，蒋励切除了孕妇的子宫。切除子宫是妇产医生的下下策，在当地，一个女性无法生育，将被整个社群抛弃，有的产妇在知情后甚至自杀。
“在国内可以有别的方案，用更高级的宫缩药物。但这里没有，为了保住生命，只能切除子宫。”孕妇急需输血，隔壁警察局的警察在医院院子里排成一列长队，一个接一个献血。
但孕妇缝合完腹部，腹腔依旧出血。“我觉得这个病人不行了，可能真的要死了”，这时候，蒋励打电话给丈夫，“我真的已经做了所有能做的，但是没有办法”，她在电话这头大哭起来，她先生在电话另一边不住地安慰她“不要太自责，你已经尽力了”。
没有监护室，没有呼吸机，这名产妇被移到旁边的小屋子里。所幸，她最后挺过了危险期。
“我救了一个病人，按说会很有成就感，其实我特别无力。我自认所有的医疗操作无可指摘，但是因为她们一开始就没有医疗保障，没有任何计划地生育，不适合怀孕却怀孕了，没有产检习惯。即使医疗水平再高，也没法把所有病人救过来”。
较此更严重的情况，蒋励在之后的巴基斯坦任务中，平均每周都会遇到一次，有的连开腹切除子宫的机会都没有，也只能接受事实，再投入到对下一个产妇的全力救治中。
当然，也有温馨感人的时刻。
一位双胎产妇，头胎顺产后，二胎横位，必须马上做内倒转，否则婴儿有窒息的危险。蒋励和助产士成功地实施了这次抢救，在一旁陪产的产妇的母亲目睹了整个过程。
第二天查房，护士告诉蒋励，一个不认识的老太太找她。迎面过来的正是昨天那位产妇的母亲，手里捧着一匹蓝色花布，说是特意从集市上买的，送给蒋励做衣服。“买那块布对他们来说要很多钱，我很感动”，蒋励后来真的把这块布料做成了一件衣服。
在经历了“无国界医生”阿富汗、巴基斯坦两次任务后，蒋励说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明显增强了，处理问题的独立性也提高了，因为在当地，你没有上级医生可以求助，更不可能有会诊的条件，面对问题时要自己想办法解决。当然，对于团队的概念也比以前有了更新的认识。
蒋励和她的先生希望能在一个资源匮乏的地方开一个小诊所，“为某个地区的人们提供医疗服务，应该挺有意义的”，她说。
当记者问她，这个念头现在还有吗，她连说了三声“有啊，有啊，有啊”。开始他们打算去非洲开诊所，现在，她先生在缅甸武装冲突区做公共卫生服务相关的工作，了解到当地人看病贵，治愈率低，所以也不排除会去缅甸开诊所的可能。
“成为一名‘无国界医生’后，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记者发问。蒋励想了想说道：“一个医生最大的满足，是在病人面前，被信任、被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