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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精神的故事篇1：
邹衍，江西省兴国县人，1915年生，1930年参加红军，历经第一、二、三、四、五次反“围剿”和两万五千里长征。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少将，历任沈阳军区装甲兵政委、第50军政委、原沈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原沈阳军区副政委。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尽管已经过去80多年，可最让我魂牵梦绕的还是那片热土——瑞金……”在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记者探访百岁老红军邹衍。谈起长征那段峥嵘岁月，邹老激动地说：“最难忘的，还是那片照亮我人生信仰的土地。因为瑞金既是长征的起点，更是我革命生涯的开始!”
1、邹衍没想到，瑞金这片土地，会成为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第一次接触红军，邹衍的心情特别复杂，他既想看，可又害怕。害怕是因为当时朱毛红军被国民党反动派宣传成了杀人放火的土匪、绿林。想看是因为从大人们的谈论中得知，朱毛红军其实劫富济贫，替天行道，个个都是不怕死、能打仗的英雄好汉。
就是带着这样一种复杂的心情，邹衍第一次在家乡见到了红军队伍。“他们在镇子里贴标语、开大会、打土豪，受到了乡亲们的热情接待。”兴奋之余，这支队伍给邹衍留下了很深刻的第一印象。
尽管当时的邹衍还有些懵懂，可看着平时恶贯满盈的贪官污吏被枪毙，恶霸地主被公开处决……一件件顺应民心的实事深深地影响着他，让他对红军愈加向往。
1929年春天，听说县城来了红军，邹衍第一时间就去报名参军。可在县城住了5天，他也没当上红军。原因很简单：年龄小，个子矮，人家不收。没当上红军，邹衍投身革命事业的热情反而更加高涨，他积极主动地参加儿童团、少先队，配合游击队的军事活动。
1930年9月，县苏维埃政府通知各乡选派一名少先队干部到红军中央政治学校第三分校受训，崇贤乡决定派他去。这标志着邹衍正式加入了他梦寐以求的红军队伍。
2、在瑞金经历过很多事，可有件事，却让邹衍念叨了半个多世纪
当时，一个司务长在买菜过程中贪污了15个铜板，被战士检举，调查核实后，最终被士兵委员会罢免职务。
“这支部队里，士兵竟然可以罢免干部!”这让刚参加红军的邹衍颇受震撼，“这件事让我对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宗旨有了初步认识和了解，让我看到了新旧军队的区别，更加坚信这是一个信得过的战斗集体。”
然而，真正让邹衍明白革命的意义，还是从毛主席讲一个“分”字的故事开始。
据邹老回忆，那次，战友们野外训练休息的时候，毛主席给大家讲了一个“分”字的故事。分就是打土豪分田地，毛主席联系实际讲解了为什么要打土豪分田地，什么是剥削，什么是压迫，以及革命的目的和坚定的理想信念。
“当时，听过毛主席的讲述后，我逐渐认识到土地本来就是农民自己的，地主豪绅不种地，不劳动，可他们吃得好，穿得好。农民租种地主豪绅的土地，打的粮食都被他们收租收去了，这就是剥削……”
“从一名吃不饱饭的农民，到为了吃饱饭参加红军，再到一名成熟的革命战士。”遥望瑞金的方向，邹衍激动地说：也就是从那时起，我下定了决心，不管将来遇到什么困难，都一定会铁心跟党走。
3、离开瑞金那一天的场景，同样让邹衍一辈子无法忘记
“当时，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转移开始长征。临别前，成千上万的父老乡亲送别红军，一些大妈大伯一边跟着队伍走，一边往战士们手中塞衣服和食物。不少乡亲脸上都挂着愁容，默默地为亲人子弟兵祝福。即便是队伍走远，大家仍然久久不忍离去。”
说到动情之处，邹老摘下老花镜，揉揉湿润的眼睛。他说，如果问长征途中最大的考验是什么?很多人都会回答是缺粮食。那时的粮食就是生命，长征路上没有粮食吃，是每一个红军战士面临的生与死的考验。
可就在长征路上，邹衍却将自己的干粮袋给弄丢了。别看里面只有一斤粮食，可在当时要没有这一斤粮食就得挨饿甚至活活饿死。让邹衍没想到的是，看到他粮食丢了，司务长和通信员等战友将自己省下的粮食分给了他。
回想到战友们冒着被饿死的风险，把炒面分给自己的那一幕幕情景，已经101岁的邹衍仍然特别激动：长征途中，战友之间的感情可谓是至死不渝。
邹老告诉记者，长征途中，许多红军战士被饿死、冻死。很多战士实在走不动了，在临死前，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叠得整整齐齐放在身边，留给后来的红军战士穿……红军强渡大渡河、翻越夹金山时，为了减轻负担，除了留件换洗的衣服外，其它东西都扔了。翻越大雪山前，因为没有棉衣御寒，大家想了个办法：把两件单衣套在一起缝上，中间再絮些稻草、羊毛、棉絮。
那天晚上，在篝火旁边，邹衍把“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这9个字深深刻在心里。他说，缝进内衣的不仅是这些防寒物品，更是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定信念，支撑着他一步一步地爬过那座大雪山……
采访结束临行前，邹老特意叮嘱记者告诉年轻官兵：“长征永远在路上!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希望你们能跑好手中这一棒，继承和发扬长征精神，在改革强军路上再立新功!”
红军长征精神的故事篇2：
1935年12月19日中午时分，贺龙率领的第二军团部分主力，从管竹进入岩石乡。三个穿灰布军衣、身背短枪的战士来到三房院子，见一妇女抱着小孩慌慌张张走进自己家里。战士跟着走进她家堂屋，见她房门紧闭，便轻轻地敲门说：“嫂子，请你不要害怕，我们红军是为老百姓服务的，请你开开门，我们有事和你商量。”青年妇女叫欧阳香元，丈夫在外做挑夫，她听到敲门的声音不是很
急，喊话的声音也很平和，就开了房门。战士见她屋内还有一间空房，便提出：“嫂子，今天晚上借你这间空房搭个铺住一晚上，你看行不行?”欧阳香元虽没有完全听懂他们的话，但知道他们是要借房子住，于是脸上露出了同意的笑容。
过了一会儿，有位战士领着一位身材高大魁梧、身穿兰布长衫、留有八字胡子的人来到了欧阳香元的家门口，后面跟着二三十个穿灰布军衣、背短枪的战士，在禾坪里整整齐齐地站成两排。那个八字胡子对大家讲：“我们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为人民求解放的，我们有铁的纪律，大家千万要注意，不能进年轻妇女的卧室内;”接着又讲，“我们红军无论走到那里，都要关心群众，爱护群众，群众家里的东西未经主人同意不能搬动，借东西一定要还，损坏和丢失东西一定要照价赔偿，这样我们才能取得群众的信任，才能团结群众去打倒蒋介石卖国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欧阳香元从战士们的表情上，看出八字胡子是个大官。听他讲话句句为老百姓着想，认定红军是好人。她怀着兴奋的心情走到院子里去，把那个八字胡子讲的话告诉别人，直到天快黑时才回家，她走到堂屋门口见地上搭起了铺，那个八字胡子和另外两个人在煤油灯下看地图，一边看一边比比划划。她想知道那个大官是个什么官，于是走到门外悄悄地问一个小战士：“那个穿兰布长衫、留着
胡子的是你们的什么人?”小战士轻声地告诉她：“是我们的军团长，苏维埃政府的贺主席，我们都喊他贺老总。”她听后心里嘀咕，原来他是个大官，难怪战士们都规规矩矩听他讲话。
她走到房内，一位女战士非常和气地请她坐下，像亲姐妹一样和她拉起了家常。在交谈中她问女战士：“你是哪个的老婆?”女战士很爽快地告诉她：“我是贺龙同志的爱人，今晚住在你家，真麻烦你了。”她知道了住在她家里的是红军的大官贺龙主席一家人，不好意思地说：“这房子不好，没有好好收拾，真对不起你们，”女战士说：“等打完仗以后，穷人就有好房子住了。”
第二天清早，部队要走了，有些战士在收拾行装，有些在打扫卫生，有个战士走到欧阳香元嫂嫂雷青菊面前(住她对门)再三询问是否有损坏和丢失的东西，雷青菊讲：“只有一个木脸盆没看到。”那个战士不一会拿了一个铜脸盆对她说：“如果找不到就用这个脸盆，找到了就留做纪念，红军的纪律都是贺主席规定的，你一定要收下。”贺主席和战士们走时，群众都含着热泪相送，战士们
也不时地回头，依依惜别。 ‘
几十年过去了，欧阳香元没有忘记当年的“贺主席”。1956年，她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的挂像时，一眼就认出了当年住在自己家里的贺主席，高兴地说：“你们看，我们的贺主席又回岩山来了，又到我们家里来了。”
红军长征精神的故事篇3：战地女杰：贺子珍
在悲壮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活跃着一群特殊身影，她们中有中央领导同志的夫人、有女干部，也有普通女兵。饥饿、疾病、血战、死亡，没有什么能阻挡住她们前进的脚步，这一群可亲可敬的巾帼英雄在弥漫的硝烟中一路穿行。
作者常敬竹说，1995年冬天，他同作家董保存穿行在北京城区的大街小巷，苦苦寻找当年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那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工作，耗费了他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然而他们依旧乐此不疲，因为每一个采访对象都给他们带来巨大的惊喜，一种久违的精神在召唤着他们、激励着他们、感动着他们。
尽管，当年风华正茂、叱咤风云的红军女战士大多已经告别人世，而女红军留在漫漫征途上的那些美丽故事依然那样荡气回肠、动人心魄。
1935年4月初的一个晚上，女红军们刚拖着疲倦的身体赶到贵州盘县附近的五里排，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一群敌机嗡嗡地叫着突然从山后飞过来，其中一架快速俯冲下来，一阵激烈的机枪子弹迎头扫射，三枚炸弹投向休息营地。战士们迅速趴在路坎下、田沟里、坡地上，高高低低的地势把一些人遮蔽起来，但要命的是一些红军伤员躺在担架上根本动不了。
贺子珍本来是隐蔽在路边一道土坎下的，但她不顾个人安危爬出去疏散担架，这时，一枚炸弹投了下来，在她身边顿时腾起一股烟尘……
敌机飞走了，枪声、爆炸声停止了，硝烟和尘土渐渐消散开去。贺子珍的身体里嵌满了弹片，鲜血把军衣浸染得殷红。
一场紧张的抢救开始了。警卫员骑马去总卫生部请来李芝医生，为贺子珍救治。李芝先为贺子珍打了一支止血针，然后做了全身检查，发现在她的头部、上身、四肢共有17块大小不一、深浅不同的弹片，在没有实施任何麻醉的情况下，手术开始了。贺子珍疼得浑身大汗淋漓，眼里噙满泪花，却坚持一声不吭。身体浅层的弹片终于被一块块取出，而深入体内的弹片却难以取出，成为战争留给她的一份永久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