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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老师问：“你们谁是值日生？你们知道今天的卫生几分吗？才2。5分。值日生把手举起来！”恰好，我正好是今天的值日生。我问心无愧地高高举起手来。老师又问：“今天，谁没做值日？”“蒋斌健，而且是组长。”某些同学回答。老师说：“既然这样的话，组员罚做这个星期，组长只罚一天。”
下课后，我到办公室去问了问老师为什么？老师回答：“既然你们知道做值日生，那又为什么做得那么差？”我想了很久，想和老师进行一场论述。我还为自己设计了一套完美辩护词。我作为组员，也就是原告方的律师，老师则是组长的律师，因为其余的组员都极为愤怒老师的这种做法，强烈反对老师的这种思想。所以，组员们要求我做他们的律师进行上诉。
现在论述开始，“现在开庭，”“请被告方上述控词。”法官说。我开始辩护了。“我要求被告方收回罚做值日生一星期的命令，”“并且撤消蒋斌健为组长，”老师说：“不可以，绝对不可以。组长蒋斌健没有尽到一个组长应尽的义务，而一个组长应尽的义务是什么呢？是管理和指挥操纵一个组的组员。可是，他并没有尽到这些职责，没有直接性的与2。5分这个分数握手。我罚他一天是为了补偿今天的值日生。我自认为我罚得公私分明。但收回罚原告方做值日生更是不可以。我不说大家也明白，导致2。5分这个分数的罪魁祸首难道不是原告方吗？谢谢，谢谢法官大人。我的辩护完了。”
顿时，场下掌声不断。“肃静肃静。请被告方律师辩护，”
我说：“组长蒋斌健犯了玩忽职守罪，假如一艘轮船失去了掌舵手的话，那么这艘船将面临严峻的生死考验，就好比一只没头的苍蝇。同样一个道理，一个组失去组长，你说今天搞成7。5分的原因是什么？是失去了组长，失去了方向盘！所以，我请法庭判被告玩忽职守罪。并且我这有份资料能说明一切问题。据资料的显示，蒋斌健有时不做作业，并不是很自觉，当然，人是会变的，可是毕竟他现在还没有变，一个没有自觉能力的人，换句话来说，就是一个没有自我管理能力的人，哪里来管理他人的能力？这又能说明当初选他做组长的人本身就有问题，那人就是现在坐在被告律师席上的辩护律师，被告律师犯了失职罪。因而，我方应无罪释放。被告方将承受法律的判决。
“现在休庭“，法官大人宣布。上半场庭审结束了。下半场谁也不会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