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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或2022（历届）年的数据显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承接的大型工程承包项目的金额为580亿美元，比2005年增长了5.76倍，占中国当年对外承接的大型工程承包项目金额的55.5%。而且，央企在其中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随着合作的拓展和深入，中国企业“走出去”和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在带来显著效益的同时，风险和损失也伴生而来。根据2005年至最新或2022（历届）年上半年期间的数据统计表明，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失利的大型项目数量已达到32个(金额为560.2亿美元，主要分布于西亚和东盟地区的能源和金属矿石行业)。在实施“走出去”战略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要算政治账也要算经济账，更多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强化风险防控能力，加强案例分析和经验总结。
为此，建议：
一、改进我国对外投资数据的统计方法
目前我国官方的数据(由商务部、国家外汇管理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只显示我国对外投资资金的最初投放地，没有提供最终目的地。实际上，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资金的60%以上是通过香港、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等离岸金融中心或避税港转投第三国。因此，官方统计数据在反映投资区域分布上存在偏差。以最新或2022（历届）年我国对6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为例，我国官方数据显示是134亿美元，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12.4%。而美国传统基金会的数据却提供了中国规模为1亿美元以上的对外投资项目的最终去向信息，表示同一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型项目的投资规模达249.2亿美元，占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23.1%。两种统计数据相差甚大。建议改革我国对外投资数据的统计方法，真实地反映我国对外投资资金的最终目的地，以准确的数据为科学决策和风险防控提供依据。
二、加速推进我国对外投资的风险评估工作
官方统计截至最新或2022（历届）年年底，共有107家中央企业在境外设立了8515家分支机构，分布在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我国的对外投资风险评估仍处于起步阶段。驻外使馆和国内政策银行(如进出口银行)虽然可以提供有关目的国的风险评级资料，但其客观性和科学性亟待提高，国内智库总体来说能力也还有待加强。建议围绕“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投资或项目综合风险的研判、量化评估和对策的研究，切实加大我国“域外研究中心”的建设力度，有关部门(社科基金、商务部、外交部和教育部等)应秉持“不求所属、只求所用”的理念，在研究资金、人才政策、信息资料等方面打好改革“组合拳”。构建中国对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预警和管理体系。还建议对大规模的对外投资项目，强制推进由第三方机构进行可行性论证。
三、建立我国对外投资保护体系
一方面，加快《对外直接投资保险法》的立法。同时，为适应企业强劲增长的海外投资保险服务需求，建议政府大幅提高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注册资金规模，显著强化其海外投资保险业务，甚至考虑建立专门的对外直接投资保险机构。另一方面，修改和签订相关的双边投资协定，因为过去我们是以投资输入国的角度为主，现在需要考虑有效保护中国作为投资输出国的权益。再一方面，对中国企业在海外依法维权给以有力的和有效的支持。
四、完善我国对外投资策略
第一，减少投资项目的受关注度和政治风险。不要盲目追求大规模的投资项目，适当克制对能源资源等敏感行业的投资，投资规模越大，企业在海外直接投资中受阻的概率也越高。投资额庞大的项目往往受到当地社会、政府和媒体的高度关注，容易处于风口浪尖而遭遇投资阻力。第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非常需要港口、铁路、公路、油气管道、电力通道、通讯等基础设施投资，这些领域恰恰是我国企业的强项，在对外投资的行业分布上，可以适当加大投资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