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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提出“政务舆情回应”的命题，体现了建设回应型政府的要求。从“管制型政府”到“回应型政府”，需要及时了解民众的意见、诉求，与社会合作，与媒体互动，对公共事务进行“共治”。重大公共项目开放决策参与，实际上是让民众为政府分担责任。一旦经程序决议的项目再有争议，政府所承担的压力小得多。网约车政策从征求意见到正式出台，刑法有关嫖宿幼女罪的修订，展示了对民意的诚恳和谦卑，体现了政府和立法机关与民意的良性互动。
一、政府和立法机关不具有“上帝的视角”，对公共事务的所有利益节点不可能从一开始就有精准的判断。文学作品中“上帝的视角”，是指叙述者如同无所不知的上帝，可以在同一时间内出现在各个不同的地点，了解过去、预知未来，还可随意进入任何一个人物的心灵深处挖掘隐私。政府管理部门、立法部门对民意的征询和吸纳，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如“嫖宿幼女罪”的立法初衷恰恰是加大幼女权益保护力度，但在客观上为性侵幼女提供了保护伞，这是立法者始料不及的。交通运输部的网约车政策，是在舆论的质疑、呼吁、批评、批判甚至围剿中，逐步走向完善，在消费者、司机、企业、平台等多个主体之间，力争取得“最大公约数”。
二、主要负责人要做“第一新闻发言人”，释疑解惑。杨传堂任交通运输部部长时亲上火线，多次就网约车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接受记者采访。他坦率地表示：“网约车我坐过，我也请我的工作人员、司机都去坐过，有些中央领导同志也坐过，也体验过。如何给它量体裁衣地提供一个办法，这是我们在研究和制定指导意见和暂行管理办法当中提出的。”这种“代入感”，表明政府部门负责人对民意感受有清晰的认知。而天津特大火灾爆炸事故发生后，对于事故责任舆论汹汹，天津市前主要负责人直到第十次新闻发布会才露面，错失了一个表明担当的机会。
三、突发事件是有关部门表明价值立场的契机。在万宁校长“开房门”中，《中国妇女报》发声，严正表态，彰显了妇联组织的存在感。有时一个突发事件处置的示范效应，超过连篇累牍的政策解读文章。在一些重大新闻事件中，政府部门和群众组织如果失语，会被民意边缘化。
四、在公共事务中，让所有利益相关方充分表达关切。比如网约车，当初一边倒批评交通运输部设置过高门槛的网民，主要是网约车乘客或司机，他们在网上有较大的话语权。但别忘了全国还有260万出租车司机，在网约车和出租车形成差异化服务之前，可能出现恶性竞争;还有城镇老年人群，打车软件加剧了他们路边扬召出租车的困难。人民政府调和鼎鼐，既要听取网络舆论的激越呼声，也要关注网上“沉默的大多数”，还要关心那些压根不上网的人群的利益。在“网络问政”的年代，不能丢了干部下基层访贫问苦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