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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
义务教育，是根据宪法规定，适龄儿童和青少年都必须接受，国家、社会、家庭必须予以保证的国民教育。其实质是国家依照法律的规定对适龄儿童和青少年实施的一定年限的强迫教育的制度。义务教育又称强迫教育和免费义务教育。义务教育具有强制性、公益性、普及性的基本特点。
日本义务教育政策解读
一、日本普及教育迅速发展的客观条件
为什么落后的、封建锁国的日本，一旦实现了明治维新的资产阶级变革，普及教育的发展速度会是如此之快呢?这是有着国际、国内的复杂因素促成的。首先是德川幕府后期，世界的局势，特别是亚洲的局势有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十八世纪以来，英国侵占了印度，在印度设立了代表殖民主义统治的总督，通过东印度公司控制了印度全国的经济命脉，使印度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一八四二年，中英鸦片战争后，英国侵略者依仗着他的坚船利泡，强迫中国清朝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割地赔款，五港通商，打开了封建的古老中国的大门。使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地位。
在西方列强侵略亚洲的形势下，一八五三年，美国的海军准将柏利率领四艘军舰闯进了日本的浦贺港，要求幕府接受美国要求通商贸易的总统书信，未获结果。一八五四年二月又闯进了神奈川河口，向日本政府提出了最后通牒。幕府被迫于一八五四年三月，签订“日美和好条约”，对美国开放下田、函馆两港口。一八五八年，又强迫日本政府签订“日美友好通商条约”。日本开五港通商(横滨、长崎、兵库、新漓、函馆)。承认美国在日本的领事载判权，允许美国商人在江户和大阪的停留权，并且丧失了关税的自主权。同年七月至九月，又同俄、荷、英、法，先后签订了类似的条约。
东亚的国际局势和上述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极大地刺激了幕府的一部分中、下级武士和爱国的日本人民。他们为了避免日本论为列强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悲惨地位，纷纷提出自强兴学，开化民智，发展教育的主张。其中不少人就成为后来的维新志士。这是国际条件方面，另一方面从国内情况看，幕府末期由于工商业的发展，町人(市民)阶层的力量壮大起来，他们积极要求自己的子弟接受读、写、算的基础教育和日常生活的必要知识。所以当时除幕府和各诸侯藩设立藩校培养统治阶级的接班人之外，各地的僧侣、下级武士和商人平民中的知识分子，开办了大量的寺子屋(在各乡、镇村招收学童进行启蒙识字教育的一种学塾)招收庶民子弟入学。这种学塾在江户幕府末期逐步增长，而且增长的速度很快。
从上表可以看出，寺子屋的开办数，在宽政时代(一七八九至一八OO年)以前，每年只有十二、三所；到文政时代（一八一八年至一八二九年)，增至每年五十多所，到了天保(一八三O至一八四三年)以后，则激增至每年百所以上，特别是安政至庆应时期(一八五四至一八六七午)，即日美友好通商条约签订以后，寺子屋的发展速度十分惊人，平均每年开办数达三百零六所，仅十三年时间就增加了四千二百九十三校。根据完全的统计，到明治维新时，日本全国的寺子屋己发展到一万所以上。甚至明治初期还新开办了一千多所。这一万多所的寺子屋为明治政府实施《学制》后的普及教育，准备了良好的基础。日本国立教育研究所在其一九七八年出版的《日本教育的现代化》(张渭城、徐禾夫等译)一书中指出：“德川时期的寺子屋所提供的教育的大普及，是造成小学教育迅速发展的一个基本要素”。这个评价是十分恰当的。
幕府后期寺子屋的大发展和人民重视文化教育，是日本民族的优良传统。但这只是造成明治政府普及义务教育的历史条件，而决定其普及义务教育速度加快的根本原因，还在于日本政府的教育政策及其具体措施。这些政策和措施抓住了四个方面的关键环节，并不断地加以调整和加强，总结经验教训，使普及义务教育得以顺利地实施下去。
二、加速日本普及教育的四个关键环节及其主要经验
日本普及教育较其他国家发展迅速的原因，除了上述的客观历史条件之外，主要是由于日本政府正确地抓住了普及教育的四个关键环节。这就是：
(一)政府提出“教育立国”的政策。朝野上下普遍重视兴学，把教育看做是实现国家总政策的极端重要的、不可缺少的手段。
首先是明治政府为了重视兴学育才，在颁布《学制》时，以太政大臣(相当于宰相)的名义，发出了关于奖励求学的训令(即太政大臣布告第二百一十四号)。在布告中说：“人欲各立其身，各治其产，各昌其业，各遂其生之道无他，务需修其身，开其智，增长其才艺，此必须学而后能也。……故设学校学习日用常行之读、写、算士、官、农、商，百工技艺以及法律，政治、天文、医疗等等。学问乃立身之本，凡人皆不可不学。……今文部省制定学制，并逐步改革教则，自今以后，一般人民，无论华族、士族兵、衣、工、商及妇人女子，均期作到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为父兄者宜体会此意，深爱其子弟，务使之学”。
其次是一些启蒙教育思想家著书立说，到处讲演，广为宣传，也起了重大的作用。其中尤以福泽谕吉的《劝学篇》影响最大。该书从明治五年二月，发表第一篇起，到明治九年十一月发表第十七篇止，五年半的时间内发行总数达到了七十万册。这个数字还不包括违背出版法私自翻印的册数在内。仅第一篇的真伪版本合计就有二十二万册之多·如与当时日本的三千五百万人口相比较，则一百六十人中就有一人读过此书。可见宣传之广泛。福泽在《劝学篇》中，提出了人人平等，普速受教育的杜会舆论。他说：“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即天生的人一律平等，不是生来就有贵贱上下之别的。……人要是不学习就没有知识，没有知识就会成为愚人，所以贤愚之别是由于学与不学所造成的”。他又说：……“环顾世界各国，有的因为文明进步，文事武备都很昌盛，成为富强的国家；有的因为没有开化，各方面都很落后，成为贫弱的国家。一般地说，欧美的国家富强，亚非的国家贫弱……贫富强弱并非天定，而决定于人的努力与否，今天的愚人可以在明天变成智者，从前富强之国可以现在沦为贫弱，古今这种例子是不少的。我们日本人应以此立志求学，充实力量，先谋个人的独立，再谋一国的独立”。除福泽谕吉外，还有政府的重要领导人也大力提倡教育。其中有木户孝允，岩仓具视，伊藤博文、大木乔任、田中不二麻吕等人。例如木户孝允大声疾呼地说：“为改此风、为矫此弊，应以学校为当务之急。我今日之文明，应有真正之文明，我今日之开化，应是真正之开化。唯求国家永安之长策，仅在于贤才之辈出……今日我国之人，与美欧诸洲之人相异者，只在学与不学而己。”当时的日本朝野上下，“教育立国”的舆论宣传，深入人心，社会人士对教育的地位和作用的极端重视，是普及教育迅速发展的重要经验之一。
(二)教育经费的负担逐步摸索到一个合理分配的妥善方案